莫言北师大演讲：做教授怕被轰下台 几年内不敢讲课

刚才听我们艺术学院同学的演奏，我非常感慨。如果我当年也学会一种乐器，那么这次在瑞典，我根本不用演讲《讲故事的人》，我只要抱着琵琶，弹一段《大浪淘沙》，或者《十面埋伏》，问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全在音乐里了，猜去吧！其中要悲切有悲切，要慷慨有慷慨，要激昂有激昂。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确实非常抽象，它不需要翻译，而且弹性非常大，它是多解的。一个高兴的人可以从中听到让他高兴的音符，一个悲伤的人即使让他听一首欢快的乐曲他也会听出眼泪，它的弹性非常大，解释非常多，而且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学养，不同的阶段，都可以得到全新的解释。

好的文学应是复杂、暧昧的 不希望我的小说是一目了然

我认为好的文学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品质。好的文学不应该那么清澈透明，不应该是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应该有其丰富性、复杂性，甚至暧昧性，它让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他、读到他自己，它也会让每一个读者随着时间、随着各方面的变化而从同一本书里读出不同的感受来。所以我想我过去的写作是把这样一种艺术的风格当做一种很高的追求，但是我没有完全达到这样的追求，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写出具有这样最大的弹性具有最大的模糊性的小说来，我不希望我的小说是一目了然的。

文学走向世界一定要忘记翻译这件事

当然啦，这也涉及到做人的问题。我知道我得奖以后围绕着我的做人网络上开了“锅”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至今身上还带着很土很土泥巴味的这么一个会写小说，会讲一点故事的这么一个农民作家。前天晚上把我拉了去，参加CCTV-7的年度“三农”人物，主持人让我谈谈得奖的感受，我也没准备，我说这奖我得的比较名副其实，我就是一个会讲故事的农民，即便我现在在北京生活，不直接参加农业生产了，我还是经常地回到农村去，我的大部分亲人依旧还在农村从事着农业生产的工作，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对“三农”还是很熟悉，因此你们颁给我这个奖我也觉得很高兴。

当然CCTV-1也颁给我一个CCTV年度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奖项。实际上，我的小说被翻译成外文，但我写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国外的读者，我写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读者也是我们中国的读者，谁会想到我的小说要给外国的读者来看，所以这也涉及到创作的出发点的问题。

到底为什么写作，为自己写作？为读者写作？如果是为读者写作，到底是为中国的读者还是为外国的读者？是不是为翻译家写作？上一次在北师大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为什么人写作都可以，就是不能为翻译家写作，尽管文学走向世界必须经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的写作难度，所以我上一次坚决地说什么人都可以想，千万别想翻译家；什么人都不能忘记，但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

深受断章取义之苦 中国人讲话前怕狼后怕虎

我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希望记者在整理时不要断章取义。我深受断章取义之苦。即使我讲的是很正确的话，如果你掐头去尾，很可能变成“反动口号”，很可能惹恼大量的群众和读者。在当今这个时代，讲话的确是非常不容易。即便拿着讲稿，反复地斟酌，依然会有漏洞。像这种随意的即席的讲话，要想非常的严谨，一点把柄不落下，这实在太困难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说话为什么这么困难，为什么讲话要前怕狼后怕虎，为什么无论怎么样地小心，还是让人有一些能够批评你的漏洞。当然，想明白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一个人没有人批评，这个人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一个人之所以被“千夫所指”，一个人之所以被很多人议论，就是因为他身上带着非常复杂的特质，必是因为这个人很难定性，就是因为这个人比较丰富。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人，所以我就给很多人提供了“范本”，你们可以来解读我，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歪曲我，或者正确地理解我，我觉得这都对我是非常有意思的。这让我看到了无数我自己看不到的侧面。

面对这么多北师大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作为曾经在师大学习过的老校友，有这个机会回来和大家在校园里共同学习，我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共同努力，把师大变成真正国际性的一流的大学！让每个学生进入师大就感到骄傲，让每一个从师大毕业的人感到自豪，让北师大培养出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