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懂得汉娜·阿伦特的，或许只有这个美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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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喜欢看她的朋友“思考”。“听汉娜演讲就像看到她的思想通过动作和手势变成可以看得见的东西。”1975年在阿伦特的葬礼上她这样告诉来悼念的人。她生动地描绘了阿伦特和思想之间富有活力的关系：“汉娜是个保守主义者，她不会把任何思考过的东西随便扔掉，她一定会让它派上用场，”她接着说，“思想对她来说是一种资源管理，把体验的荒野变成适合人居的地方——建造房屋、开辟道路、拦堤筑坝、造林防风。这些任务都落到了她的肩上，因为她具有不同寻常的智慧，是前后几代人的杰出代表，她有责任系统地思考她在这个时代中每一个特有的经历——社会混乱、恐怖行为、高级战争、集中营、奥斯维辛、货币膨胀、革命、取消学校种族隔离、五角大楼文件泄密、太空探险、水门事件、教皇约翰、暴力和公民抗命——完成了这些工作后，再让思想回到内心世界以及它自己特有的形成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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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从小受到“高贵的独处”这一德国传统的熏陶，这既是出于偶然因素，也是她个人的选择。她的这种性格有时会让她的美国朋友们困惑不解。她六岁失去了父亲，这也是麦卡锡失去双亲的年龄。即使是在她离开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去巴黎避难之前，她已经有了一种“无家可归”感，后来她一直提到这种感觉。她在马尔堡大学的同学都觉得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她很害羞，性格内向，五官非常美丽，眼睛里透着孤独，她是个与众不同的人。”1975年阿伦特去世后，她的朋友汉斯·乔纳斯回忆起20世纪20年代中期她在马尔堡大学时的样子：“在她身上你很容易看到闪亮的智慧。”阿伦特拥有的是“一种强度，一种内在的指引力，一种追求质量的本能，一种对本质的探索，这些东西使她具有一种魔力”。

汉娜·阿伦特

她的孤僻性格并没有让她厌世。她具有建立友谊的天赋，在她的这种友谊里，给予的多，索取的少。1940年年中她在给兰德尔·贾雷尔的信中写道，和她的知识分子朋友在一起时，她有时候会觉得“有人共同面对满世界的敌人真让人陶醉”。麦卡锡是个越战越勇的人，特别是在和其他作家的争论中（尤其是其他女作家），阿伦特常常不得不给她泼冷水，让她不要一时冲动。即便如此，阿伦特对麦卡锡这位最亲近的美国朋友的忠诚以及绵长的情谊为后者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让她可以一次次地寻求庇护。

在她们的关系中有一种母亲和女儿的元素，虽然这也是一种幻想，却是很真实的。它让麦卡锡在良心不安时会寻求阿伦特的帮助，甚至是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在阿伦特的文字中很少发现亲密态度的流露，即使是在她给玛丽·麦卡锡的信中。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亲密关系对于她来说并不重要，而亲密关系所带来的苦难几乎是一种普世的体验，所以也不值得一写。或者，如果这样的体验触动了她的神经，那么说得越少越好，直到有一天这种体验成为笔下的故事。

“敢作敢为的汉娜，”一位老朋友曾这样称呼阿伦特，“因为她会把任何人写进自己的作品，用自己的形象对他们进行重塑。”失败的革命、战争和种族灭绝像一块裹尸布一样笼罩着阿伦特这一代人，这位朋友所说的“任何”人，指的就是那些用自己的生命和作品刺破这层裹尸布的人，包括《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描写的那些人，如罗莎·卢森堡、文学批评家沃尔特·本雅明、卡尔·雅斯贝尔斯、布托尔特·布莱希特、伊萨克·迪内森和安吉洛·隆卡利（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被重塑成她的形象，只是汉娜·阿伦特身上那些革命家、批评家、哲学家、诗人、作家和神职人员的特质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她描写他们的文字。

“傲慢的汉娜”，这是《党派评论》的“那些家伙”对她不太友好的称呼。“她以为她是谁？亚里士多德？”阿伦特记得威廉·菲利普斯这样说她。在这封写于1964年的信中，她对美国知识分子喜欢攀比竞争的不良倾向感到痛心。阿伦特从来不喜欢攀比竞争，也许是因为（在她发表政治观点的时候）她是真正站在“所有流派之间”的。也许更有可能的是，她的理解比别人更深刻。杰罗姆·科恩后来总结说：“她是谦逊的，但她从来不害怕表明自己的观点。”

《群体》的出版让玛丽·麦卡锡家喻户晓，艾尔弗雷德·卡津在《从30年代开始》中对麦卡锡的性格和写作进行了攻击，阿伦特在1965年10月的信中安慰麦卡锡，“妒忌心是恶魔”。阿伦特认为，《群体》出版后纽约知识分子对玛丽的攻击是妒忌心和群体思维所致。她认为这本小说是麦卡锡向30年代的“过往”说再见的告别之作，“文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有趣”，对她来说，小说的质量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她也认为不必把这本书看得太重。1964年6月，她提到麦卡锡的德国出版人为推广《群体》所写的“宣传资料”，她觉得那些评论充满了“高深玄奥的理论”，但“都没讲到点子上”，就好像这些人——阿伦特称这些评论家为“严肃的动物”——“已经忘记了该怎么笑”。

这种对文人生活的评头论足是她们通信的一个主题。对于1941年才到纽约的阿伦特来说，周围的很多东西都是陌生的。在1952年3月的一封信里，麦卡锡向她传授了解读美国文学政治的诀窍。在谈到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对斯大林主义的过度担心使其无法质疑约瑟夫·麦卡锡议员时，麦卡锡告诉阿伦特，她不相信委员会的成员（很多都是她在《党派评论》的同事）“真的认为斯大林主义大规模地潜伏在这里，随时会死灰复燃。但是如果他们不这么认为”，如果他们不仅仅是“某种势力的牺牲品”，她的疑问是，“那么他们‘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麦卡锡认为，他们的担心是真的，但却是出于个人的原因。她告诉了阿伦特一些内幕，这些内容到现在都还没有写入学校的教材。在1936—1938年莫斯科肃反运动的公审之后，美国的左派也发生了分裂。关于文化自由委员会的那几个坚定分子，麦卡锡写道：“他们担心30年代的局面会卷土重来，那时‘同行者’在教学、出版和电影等领域很有势力，斯大林主义大行其道，而他们这些人选择了远离，结果被社会所轻慢，失去了经济利益，并成为恶语中伤的对象。这些人争强好胜”，她接着说（向汉娜描述了“阴暗的一面，但至少是符合人性的”），“他们现在推崇团体共同发展和文化垄断，就是因为他们在30年代斯大林主义盛行的时候确实受到了伤害……这段经历总是不断地回到他们的梦里，比现实‘还要真实’。”

麦卡锡对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渴望“文化垄断”的敏锐观察在今天听上去还是非常耳熟。如果把她上面那段话中的“同行者”换成“大男子主义者”，我们就可以明白是什么造成了美国女权主义中的偏执倾向。对于那些20世纪50和60年代在研究生院以及职业生涯中因为性别歧视而受到伤害的事业型女性来说，那个时期也是比现实“还要真实”。

在麦卡锡关于政治思想和“团体共同发展”背后那些有利可图的隐秘动机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找到她所说的“观察和分析的天赋，这种社会天赋是女人在特定的历史定位中形成的，因为她们必须要在没有直接对抗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的”。阿伦特在没有直接或间接对抗的情况下走着自己的路，她在剖析20世纪知识分子生活时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才能。

1954年8月20日，在提到“知识分子无判断力的多思或多思的无判断力”时，针对知识分子喜欢用争论代替真正的思考的现象，阿伦特引证苏格拉底来回答麦卡锡在8月10日信中提出的问题：“如果我想谋杀我的祖母，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这个问题是麦卡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所提出问题的转述，她小说中（在《令人迷恋的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不断地对事实或美学领域的任何结论提出“为什么不能？”和“你怎么知道这个”之类的问题。她的问题只是一个例子，用来证明她书中“那些行为放荡不羁的文人”总是痴迷于这类问题。她补充说：“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自己无力对付的话题。”阿伦特收到这封热切的求助信“非常开心”，她在回信中提供了一个“哲学的回答”。

她说：“因为我得和我的自我生活在一起，我的自我事实上是唯一那个永远不会和我分开的人，我得永远忍受它的陪伴，我不想成为一个谋杀者。”她完全否定了“宗教的回答”（害怕地狱）和“常识的回答”（害怕死亡），因为这两者对于现代人已经不起作用。但她的这句话纯属个人准则，这是苏格拉底的回答，对于他们这个时代那些“行为放荡不羁的文人”来说也已经失去了效力。为什么？因为“他的回答要取决于一种自我的生活”，阿伦特解释说，“这样的生活只有最优秀的哲学家才可能拥有：在思想活动中，我和我的自我在一起—和别人无关，和这个世界无关，就像艺术家一样。而我们的朋友呢，渴望获得具有哲理的‘信息’”——这里她提到了德怀特·麦克唐纳，一个喜欢争论的人——“他们根本不是‘思想家’，也不可能与他们自己的思想对话。”

这段话也许可以用来证明阿伦特的傲慢，但它让我们突然理解了现代疏离感的本质，正是这种疏离感让她的思考充满了活力。“现代主义的根源”——也就是始于笛卡儿的“怀疑的习惯”——归根结底在于“不相信感觉”。在她1954年8月的信中已经可以看到《精神生活》“思维篇”的相关论述，阿伦特认为这种不信任“也许是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带来的直接后果，因为这些发现证明了人类的感觉不能解释世界的本来面目，相反往往会把人引向错误，由此而生的是对常识的扭曲”。阿伦特写道：“常识是一种第六感觉，其他五种感觉的特殊感觉信息通过它被归置于一个共同的世界中。”在经历了科学革命之后，常识就变成了霍布斯所说的“已有结果的演算”（reckoning with consequences）的推理形式。常识不再是有知觉的个体生命体验的精华，更不是人们的集体经验，而仅仅是一种思维能力——一种“逻辑能力”，这种能力能够保证人们对“2加2等于几”这样的问题给出相同的答案，但是“不能指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方向，也不能把握任何东西的本质”。

这封信汇集了阿伦特的很多观点，其根本主题是关于感觉对于清晰的思考以及行动的重要性，这显然也是她和麦卡锡无数对话的主要话题。1989年玛丽·麦卡锡告诉我，她和阿伦特都有丰富的常识，但和大多数人的理解可能正好相反，“因为，常识是反常规的，墨守成规的人往往没有任何常识”。

后排：海因里希·布吕歇（左一），阿伦特（左二），德怀特·麦克唐纳夫妇（左三左四）

严谨的阐述无论如何都不能算阿伦特的强项，这一点她自己也很清楚，而且会听之任之，这让麦卡锡有时候感到很不舒服。在写信时，她会因“写得匆忙迫不及待”而出错，或者“用速记写几句话—等我们见面时再详谈”，这类疏忽是可以原谅的，也是可以接受的。让麦卡锡感到不安的是她在出版的作品中还“不注意用词”。《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第一页上出现了“工作的人之境况是世界性”（The human condition of work is worldliness）这样的句子，这让麦卡锡觉得很别扭。无论写什么，麦卡锡都非常强调表达的清晰准确性，这对她来说是整理杂乱无章的人生体验的一种方式，因此，像worldly（世界的）这种用法不明的词没法不让她生气。

有很多次，阿伦特把未发表的书稿寄给麦卡锡评论和修改。麦卡锡曾告诉我，对于文中的语言错误，她常常表示“抗议”，“汉娜这样对待语言—简直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滥用”。1971年6月，麦卡锡收到阿伦特一篇关于思维的演讲稿，这篇稿子后来以文章形式出版，题为“思维和道德考量”，最后收入了《精神生活》。麦卡锡评论说，“‘thoughtlessness’（没有思想）这个词并不是你在英语中想要表达的意思，英语中已经没有这个意思了。”麦卡锡很坚决地认为，“哪怕读者能明白你的意图，在文章中用某个词已经不常用的意思作为关键词”，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个词可以理解成“缺乏头脑、疏忽、健忘等等”，她建议阿伦特“在不同语境下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阿伦特自己在前文中已经用的那个同义词“inability to think”（缺乏思考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找一个替代词——另一个抽象的名词”。麦卡锡接着说，“但也有可能是我这个读者没理解。”确实，词的定义问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