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揭秘抗战往事：优待日军俘虏允许外出逛街

2012年05月25日 07:36
来源：华龙网 作者：谭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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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来自台湾的大陆老兵在桂园参观

昨日上午，渝中区解放碑中天大酒店会议室，激越高亢的歌声、情真意切的诗朗诵，将渝台两地的感情融汇在一起。当天,由市台办主办的“寻找抗日足迹、共谋和平发展”参访交流活动在此举行，代表们讲述了不为人知的抗日故事，以及多年来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感想。据了解，在为期7天的活动中，他们将参观重庆的抗战遗迹、工业园区,从而搭建两岸可持续发展的交流平台，进一步增进两岸骨肉同胞的亲情。

看押俘虏故事

允许日军俘虏外出逛街

“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一说到抗日都热血沸腾,没想到我只赶上一个尾巴。”86岁的刘永庆老人讲起当年的抗日故事时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军人对日本俘虏的宽容。

刘永庆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无数爱国青年投笔从戎、保家卫国，1943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九期，立志参军报国。军校学制三年，因抗日前线吃紧，1945年，他上到二年级时便提前毕业开赴前线。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开一枪，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没能亲自上战场狠狠教训日军，是一个遗憾。”刘永庆说，他当时是一名少尉排长,带着30多人承担着看押日军俘虏的任务。一天，一名日军中佐跑来报告称，他想去逛街喝咖啡。“这件事非同小可，我立即去向领导作了报告。”刘永庆说，上级同意了这一要求，还称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日军俘虏都可以出去逛街、喝咖啡。刘庆永表示，当时中国军人的生活非常困难，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对日军俘虏却非常优待，不但没有打骂,各方面还尽量满足他们。

浴血抗战故事

“独目虎将”血拼日本兵

“我不要钱，也不要命，我只要日本鬼子的命。”父亲的这句豪言，一直铭刻在李大淮的脑中。昨日,李大淮再现了父亲——“独目虎将”李宗岱组织“敢死队”血拼日军的壮举。

李大淮的父亲李宗岱是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英雄连长的原型，有“独目虎将”之称，系原国民革命军40军老兵。台儿庄一役与日方板垣师团拼死血战，击毁敌坦克1辆，缴获装甲车3辆，击毙敌片野大队长，并在肉搏中大刀手刃数名日寇。

“1938年那场战斗，父亲一辈也忘不了。”李大淮说, 40军补充团二连共170多人，上级命令他们从3月9日到12日死守阵地。战斗中，第一任连长战死，第二任连长腿被打断。

“鬼子先是大炮轰、飞机炸，再是骑兵往上冲，最后才是装甲车、坦克掩护步兵进攻。眼见敌人骑兵冲过来，父亲对准马头一枪，见鬼子摔在地上还没来得及翻身，他又冲上去连开两枪。那时没有炮，士兵只能用手榴弹和炸药包，有的来不及了，抱上炸药包就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李大淮说,父亲眼见敌人的坦克失灵，把手一挥，激动地大喊“兄弟们，有种的跟我冲”！

前三任连长或死或残，李宗岱被火线授命为第四任连长，他组织起了“敢死队”，170人死守阵地4天，用国产旧式步枪，打退敌人10次进攻，毙敌400余人，本方最后连同伙夫、文书只剩下29人。

那场阵地战结束后，李宗岱的加强连由一批临沂的学生补充成尖刀连。同年5月1日，在一场遭遇战中，李宗岱爬上城墙，被鬼子一枪击中左膝，另一枪从鼻梁右侧穿过脑部，从右耳射出，导致右眼失明。抗战后期，李宗岱还曾凭借独目，用步枪击落过敌机。

战地友谊故事

“曹翻译”陪史迪威踢球

曹越华之子曹庞沛说，他的父亲酷爱踢足球，还因此与史迪威将军成为了球友。

曹越华是精通英、俄、法三国语言的翻译工作者，由于日寇入侵上海，复旦大学辗转西迁“陪都”重庆。1938年，曹越华考入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成为该校内迁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

1943年夏季，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厉兵秣马反攻滇缅，急需大量青年入伍，短短数月就有近10万爱国学生投笔从戎。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找曹越华谈话：“学校想推荐你和另外两名同学去部队，你看怎么样？”曹越华热血沸腾地回答：“No　proble,sir！（没问题，先生）”

25岁的曹越华随即飞抵昆明，被分配到炮兵学校就职，为讲课的美国军官担任翻译。一年后，表现优异的曹越华被上级选中，乘飞机经“驼峰航线”到印度，参加驻印军反攻滇缅的战斗。在攻克缅甸重镇密支那的前夜，他躲在战壕中，瓢泼大雨彻夜未停，四周枪炮齐鸣，头顶子弹横飞。密支那之战后，曹越华任30师师部翻译室中校主任，与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美国史迪威将军接触机会增多。一次，史迪威在视察阵地时，感慨地对担任翻译的曹越华说：“人类有两大竞技角逐，一种是文明的体育，一种是野蛮的战争。我年轻时热爱足球，对文明的体育很有兴趣，没想到老了却参与野蛮的战争。”

曹越华自小喜爱足球，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是校队的主力中锋。当时就这一话题，还曾与史迪威将军聊天、讨论。曹庞沛告诉记者,在史迪威将军的倡导下,曹越华和几名足球爱好者组成了战地足球队,在战斗的空隙,他们和史迪威将军等人多次同场竞技。　

战时平民故事

“台湾阿信”从重庆出发

“重庆有我童年的笑声和泪水，永不停息的滔滔嘉陵江水，是养育我生命的乳汁。”这是刘爱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刘爱理，1932年出生，原籍重庆，1948年赴台湾。她早年丧父，10岁离家谋生，当过大户人家丫头；靠乞讨抚养弟弟；只身混迹在上海十里洋场，结识过不少达官显贵、千金小姐。

初见刘爱理，很难将她与来自中国台湾的知名社会活动家、作家联系起来，她行事果断，风风火火。这位80多岁的老人言谈自如。“我要将真实的平民故事呈献给所有中国人。”刘爱理说。几十年在中国台湾的生活，加上从事国文教育和两岸交流工作，刘爱理与记者聊天时，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只有在吃饭时，才流露出一两句地道的重庆方言。2006年，她的自传体文集《四川丫头，江苏媳妇，台湾奶奶》在大陆首次正式出版，她将自己1932年至今的成长经历，以及在各处亲历的爱国小故事，汇编后放入了书中。

“为了让台湾的老人知道大陆的发展，我经常会组织他们回来看看，甚至‘鼓动’他们回大陆定居。”说起这些，刘爱理颇为得意。然后，她开始细数近段时间又让多少位台湾老人叶落归根。

记者谭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