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弗里达作品窥探女性主义：她们如何从梦境取材

2012年02月08日 08:26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朱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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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览的引子部分，最说明问题的作品是多萝西亚·谈宁的《生日》（1942），在这幅超现实的自画像上，艺术家身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长裙衬衫，柔弱的身体站在迷宫入口。她像一位迷人美丽的女巫，身边匍匐着某种神秘的生物，据说闻到它毒液的气味就能致人死命，而女巫本人似乎也能够以眼神一瞥达到同样效果。《生日》代表着一股觉醒的力量，同样也暗示着展览的主题。“奇境记”呈现的，不是灰尘铺满的欧洲，新大陆昭示着重生的希望。对于超现实主义女画家而言，提供了尤为丰富的艺术可能性。

弗里达·卡洛的双重自画像回溯了她的德国和墨西哥祖先——一位欧洲妇女和一位土著妇女执手相牵。她还画了一幅传统墨西哥婚礼的肖像，当时她和丈夫迭戈·里维拉的婚姻面临终结，而她以画笔起誓嫁给自己。

雷米迪斯·瓦罗也许是展览中继卡洛之后第二重要的角色，她将现实主义和先锋绘画合并，创造出迷人作品，呈现了对精神、巫术和意识更高境界的追求。在1958年的作品《鸟的创世》（Creation of the Birds）中，她画了猫头鹰一般的生物，以及音乐、星光和飞鸟。在1958年的《天体奶粉》（Celestial Pablum）中，一位女性坐在星空磨坊里，将被研磨成粉末的星星喂食给笼中的新月。

正如福特所说，“在所有20世纪现代主义运动中，超现实主义者最大程度解放了女性，鼓励她们成为自己，更独立地追随自己的脚步。”

画笔下的悲欢离合

同她们的男性同行一样，这些女性艺术家是偶然地发现超现实主义的。她们用智性的自由和自我发现来抵抗资本主义文化。这种自我解放常常寄寓于受梦境启发的作品，但也同样包括更为微妙的一些感受。

西班牙出生的艺术家雷米迪斯·瓦罗，先是流亡到巴黎，在纳粹占领期间又流亡到墨西哥。她的《女人离开心理分析师办公室》（Woman Departing from the Psychoanalyst's Office，1960）中，一位身着绿衣的女子在离开无窗的大房子时摘下了她的面具——一张老人的面具——用两只手指夹着，颠倒过来，置于一口井之上。面具苍白如鬼魅，无力阻止它的主人。“这是一幅意味深长的绘画，父亲角色可以像溜溜球一样甩来甩去，或者干脆扔掉，”福特说，“非常有趣。”

来自芝加哥的格鲁特·阿贝可罗比（Gertrude Abercrombie）1949年创作的作品展示了更单纯的机智：一位身着粉红色礼服的女子，高举双手，仿佛受到了抢劫，她面前是一个蒙面男子，右手比成手枪的形状。这件作品的标题是《求爱》（Courtship）。“她看待生活的方式颇具幽默感。”福特说，她指出了其中的超现实主义元素，一个猫头鹰，一柱灯塔和一只海螺——福特认为那代表着性。

“很多女性一生经历坎坷，她们运用超现实主义的审美方式，作为和内在问题、过去与未来对抗的方式，试图以此治愈心灵，创造出新的身份。”福特说。

本次展出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作品，抽象的较少而具象作品居多。肖像、家庭生活、超现实主义游戏等主题逐一登场，最后，则与19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挂上了钩。随着女性主义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超现实主义女性画家最终也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中产阶级的陈规戒律。

展览的庞大规模为弗里达·卡洛，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提供了绝好的艺术归属。她的7幅作品中，有一幅描绘了纽约社交名媛多萝西·海尔（Dorothy Hale）从摩天楼纵身跃下。

和那么多超现实主义女性画家结伴，弗里达终于可以摆脱世人对她奇异身世的追索，将人们的关注引向作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