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弗里达作品窥探女性主义：她们如何从梦境取材

2012年02月08日 08:26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朱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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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和朋友们

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也许是萨尔瓦多·达利1931年那幅怪怪的小油画《记忆的永恒》。画面中，软塌塌耷拉着的怀表在荒凉的土地上散落开来，营造出一种过目难忘的关于时空之柔韧性的意象。在洛杉矶州立美术馆，类似的主题被再次唤醒，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超现实主义的永恒”。

两次大战之间，超现实主义在欧洲掀起了小小高潮，它对于心灵和文化的探索主导了巴黎的学院。它曾经恰到好处地呈现了两次灾难性大战间那混乱年岁中现代生活面临的迷惑和压力，它以一种非逻辑的图景表达出原本理性的欧洲社会在冷酷混战中的无助状态。而这股高潮似乎只是昙花一现。二战之后，抽象表现主义、新达达主义、波普艺术、极简主义等其他形式纷至沓来。超现实主义仿佛已被大批搬进了博物馆——历史的收藏室。

然而，一切并非到此为止。在本次展览的175件作品中，有近40件创作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超现实主义大主教”安德烈·布雷东正忙于散布教义、提供祈福、互通有无。布雷东曾经的妻子杰奎琳·兰巴（Jacqueline Lamba）也位列参展的47位艺术家之中。在展出的全部作品之中，有超过1/4的作品创作于1950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奇境记”延续了超现实主义的童话。而它们的缔造者，也正是这个展览的另一个关键词——女性。

1927年，布雷东第二篇超现实主义宣言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性别观点。他将女性看做艺术家的缪斯，男性艺术家从女性的特质中汲取创造力的养料。“女人的问题是最不可思议和令人不安的。”布雷东曾经表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有一句名言，“女人到底要什么？”布雷东想当然认为女人只想要永远被置于“他者”的位置上。

而展厅里的作品直截了当地回应了“大主教”的论点。弗里达著名的1939年《两个弗里达》紧挨着鲜为人知的海伦·路德伯格（Helen Lundeberg）的作品《当时艺术家的双重肖像》（1935）。

“弗里达和海伦经常会画到相似主题，海伦总是早先一步。我不认为她们互相认识，但是作为一名富有创造力的美丽女性，她们一定有很多相似的感受。”福特说，“事实上，这些女性90%都具有美丽的外表。她们的美丽、她们的天赋、她们的复杂内心，赋予她们力量进入这个世界……作为爱人和缪斯，这是男性艺术家看待她们的方式。但是女人希望做自己的艺术。”

新的大陆，梦的土壤

新大陆没有欧洲诸多传统的束缚，在美国和墨西哥等欧洲流亡者聚集的地方，当男性艺术家将女性作为自己欢愉的投射对象，女性超现实主义画家从自身的潜意识和梦境中寻找非凡的视觉意象。对于女性超现实主义者而言，不论是本地人、流亡者或暂时的访客，北美的土地为她们提供了一个重塑自我和充分表达的机会，她们探索的角度关于身份：肖像、双重肖像、自我指涉的图像，这些都成为她们心灵旅程的展示或伪装。

“在很多方面，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和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相似。她们的创造力常常被抑制或边缘化，在这个似乎有些奇诡的世界中，逻辑似乎派不上用场，”策展人、美术馆美国艺术部门负责人福特指出，“北美为她们提供了在欧洲享受不到的独立环境，她们有机会改造这片土地，将之布置为她们的仙境。”

因此，本次展览标题直接来源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每个女性心中都有一个爱丽丝。”福特说，“有些人把自己画成了爱丽丝，她们相信做一个有创造力的女人就意味着要有一些怪异。”

在展出作品中，一些画作明显呈现出和爱丽丝的联系，例如，1943年西尔维娅·费因（Sylvia Fein）的《茶会》。画面中，艺术家将自己画成爱丽丝的样子，茶会上没有其他客人，桌上摆放着梨和石榴。当时，艺术家的丈夫正在二战中服役，费因创作了这幅画来表达她内心的担忧和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