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拿破仑”黄兴始终站在孙中山身边和身后(图)

2011年10月01日 10:03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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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1912年1月，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为了推翻封建统制，决定北伐。图为黄兴下达北伐命令。图/FOTOE

对孙中山的事业“绝无妨碍”

武昌起义火种燎原，很快，清帝逊位，民国成立。但不久，宋教仁遇刺案就震醒了本想功成身退的革命党人。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共和频遭挫折。

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开始思考革新党务，组建新党。

1914年1月，孙中山创建新党的构想已经十分明确。在他看来，“二次革命”的失败，在于纪律涣散，党员不服从党魁。因此，新党拟定名为“中华革命党”。党的总章规定，党员入党必须立誓效忠于孙中山，并于誓约署名下面加盖指模。即使是以前加入过同盟会或国民党的人，现在加入新党也要重立誓约。

作为革命党内的二号人物，黄兴极力反对该条款。他认为，这违反了民主革命的精神。他说，党员是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此外，在誓约上按捺指模，对党员更是一种侮辱。

黄兴的女婿、美籍华裔学者薛君度认为：“对于以建立现代民主政体为宗旨而刚刚推翻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的革命党人来说，要他们宣誓效忠于某一个人，其难以接受是可以理解的。”

黄兴拒绝加入新党，对于党的团结自然是极严重的打击。此后，在整个中华革命党的历史上，协理一席始终阙如(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时，孙任总理，黄即为协理)。

为此，孙中山到黄兴寓所访问，对此规定加以解释，但未能把黄说服。

两人也一再通信讨论。孙中山在1914年5月29日的亲笔信中说：

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平生之志，以试平生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禁止兄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绝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

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是一时的，不是真正的失败。最后之胜利，一定会来。所以，应该从根本处着手，“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他建议孙中山，“宜宽宏其量”，以更开放而非更封闭的心态来面对局势，“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

对于孙中山要他两年不问政的请求，黄兴认为，革命是为了改良政治，是一种“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但是，他答应，对孙中山的事业“决无妨碍”。

两人反复讨论，没有什么结果。6月3日，孙中山在一封亲笔复信中，又一次希望黄兴“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

虽然对孙中山的“试验”极为不满，黄兴也没有接受其他党员劝其另组党派的建议，信守着对其事业“决无妨碍”的承诺。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自闻先生组织会时，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弟并未私有标帜以与先生异。”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成立时，黄兴已经离开日本，飘然远走美国了。

至此，有“中国的拿破仑”之称的黄兴，彻底告别了一生奋战的沙场，转而从事宣传与筹款的工作。他的“兴趣似乎以教育、市政规划和发展工商业为主”。

“大目标是一致的”

1916年6月22日，黄兴由日本返抵上海。直到4个月后病逝，他都住在法租界福开森路393号。

7月，“护国运动”结束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一切党务。

在这段最后的时日里，黄兴与孙中山时相过从。薛君度认为，他们意识到，“前此的分歧，多起因于气质性格和处事方法的不同，大目标则是一致的。”

遥想当年，1905年，孙中山和黄兴在日本东京的凤乐园初会，共商建立中国同盟会之事。此前，素不相识的二人一个在广东建立了兴中会，一个在湖南建立了华兴会，两会在名称和政纲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既不是因袭，也不是巧合，它只能说明孙、黄两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未谋面之前，对于三民主义所包含的某些思想都有了相同或相当的认识。”学者文风说。

1905年8月13日，同盟会成立前夕，黄兴与宋教仁、张继、程家柽等发起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在大会上作了近两个小时的长篇演说，博得了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作为策划者的黄兴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但此时，他“拉下了一点帽子，满脸笑容，为大会的成功感到高兴”。★

(本文写作参考了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邓江祁著《黄兴三民主义思想研究》、萧致治等著《黄兴与辛亥革命》、石彦陶、石胜文著《黄兴传》、刘泱泱编《黄兴集》等书。)

黄兴政治主张的核心是“平民政治”

黄兴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鼓吹实行平民政治，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人民所共有的共和民国。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公仆论”。他认为在共和制的国家里，下至各级官员，上至大总统，都是受人民雇用的“人民公仆”，应该忠诚为人民办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兴能以清醒的头脑，审视社会的发展，把握时代的脉搏，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局限，他的建国理论零散而不系统。

另外，民国初年，孙中山的建国主张尚未形成系统文字。如果把民国初年孙中山在这方面的言论和黄兴比较，可以看出，有些方面还不及黄兴。这是值得注意的。

萧致治(武汉黄兴研究室主任)

在屋仑华侨欢迎会上的演讲(1914年7月26日)(节选)

夫政治不良，人民有改革之责任，西哲所谓革不良政治之命，被治者之天职是也。然满清时代，政治恶劣，莫可名状，于是有武昌之革命。彼论者每谓此次之革命，仅为种族之革命。岂知所谓种族革命者，乃革命之一种手段。而革命党人之主张，则推倒满清之后，建设一完全共和国家，以实施其平民之政治，然当含有革命之性质者也。夫既欲求政治之良好，而后出死力奔赴革命，乃今于革命之后，而政治之恶劣竟较甚于未革命之前，则孰非人类，而谓能与之终古乎？此第二次革命之所由起，即完全谓之为政治革命者也??

二十世纪为民权发达之时代。故立国于世界上，无论为民主立宪，为君主立宪，民权蓬勃，无可压抑，论者谓将无复君主之存在。盖大势所趋，人人皆知共和为最良之政体也。故各国人民政治之思想，必不甘屈服于政府专制之下，虽至革命流血，起而与专制政府抗，亦所不惜。今年以来，各国革命风云弥漫于世界，大都为政治问题而起。我国名为共和，乃袁世凯所行暴政犹胜于专制君主，解散国会，消灭《约法》，不伦不类之共和，不独为各国所讥笑，亦断无存立于世界之理。今日国民为政治竞争，实感受世界之思潮，有不然而然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