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辂与《管氏地理指蒙》

管辂是比郭璞稍早些时候的魏国人，亦被奉为风水宗师。管辂，字公明，平原（今江苏徐州）人也，据传，其童年时便极喜爱观测星辰，成年后爱风角占相等占筮之术。官至文学、少府丞，且自我预测四十八岁卒。《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引《辂别传》云：“辂年八九岁，便喜仰观星辰……辄画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并谈到管辂在一次百余人的宴会上称：“……唱大论之端，逆经于阴阳，文采葩流，枝叶横生，少之经籍，多发天然。”由此名声大振徐州，号之神童。可知管辂在当时已是著名的精通术数之神人，与其后的郭璞一样，世间也广传管辂占筮、相地、相人、望风等奇闻。

据说辂到列人典农王弘直的处所，有旋风高三尺余，自申的方位疾来，在庭中晃动四转，停息后又复起，良久方止。王弘直便问管辂，主何兆？辂说东方当有马吏至，恐怕父亲要哭儿子了，第二天胶东吏到，弘直之子果然去世。王弘直又问管辂如何解释，管辂说：“乙卯的日子应验在长子，木落于申，斗建申，申破寅，应验在死丧。日过午时而风起，应验在马，上述相并成为法度，应验在吏，申未为虎，虎为大人，应验在父。”①

管辂对三国魏时名将毋丘俭墓的评论，则成为后来《葬书》里关于地形的标准：“辂随军而行，过毋丘俭（毋丘兴）墓下，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

大概出于与托名郭璞作《葬书》同样的理由，后世风水亦托名管辂作《管氏地理指蒙》。关于《管氏地理指蒙》，英国学者李约瑟已断定其成书年代为晚唐时期（约800年）①。但《管氏地理指蒙》仍不失为一本权威性的风水经典，我们将在下一节再详细讨论。

至此，我们发现，风水谱系里经典著作的创始人在汉代之前都属于传说人物，如朱仙桃、青乌子，皆不见历史经传（太保与土方氏则无作品传世，作为一种官位，一定有许多的太保与土方氏），难以肯定真有其人。真实人物的出现最早始于魏晋，这固然由于郭璞、管辂本身精通相墓、占宅等术数，另一方面，风水将其学说创始人托名为魏晋的真实人物，也与魏晋独特的时代特质有着不可忽略的关系。

关于魏晋六朝，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曾作过这样的精辟论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冈、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②

显然，魏晋是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时代，对山水美的发现可谓其最伟大的贡献，如晋张华《博物志?第一》对山、川的考察已十分入微：“地以名山为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三尺以上为粪，三尺以下为地……地性含水，土山乐者引地气也。”正如宗白华先生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说的那样，晋代是中国山水情绪开始与发达的时代。宗先生这里主要从美学角度予以探讨。魏晋还有一个重大特征就是好谈仙道邪术，哲学上重清谈玄学。诸多的隐士们大谈特谈先秦时代就开始出现的“气说”。如阮籍《达庄论》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大地……升之谓阳，降之谓阴，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蒸谓之雨，散谓之风，炎谓之火……”嵇康《明论》说：“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魏晋这些对山水美的考察和发现，加上对风和气的理解，对《葬书》的作者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葬书》重视考察山川地形之生气，对山形吉凶的描述皆与魏晋文人对山水美的评价标准一致。只是《葬书》将文人雅士的美丑观改成了术士的吉凶观而已。从此中国人关于山水的思想呈两条线发展：一是所谓的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文人画家发展出的一套独特的山水诗、山水画理论，以美为最高准则；一是所谓的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地理风水术士发展出的一套独特的风水山形水法学说，以吉为最高准则。这两条线互相交织，在诸多方面有着一致的取向，都以“生气”为最高目标。然而，风水理论由于其形而下的原因，其中许多闪光的思想并未被世人重视。一些文人雅士也只是在赋诗作画之余将之作为一个赏玩的寄兴。所谓愚者信之，达者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