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到中国历史文献中的“刳腹”并与日本的“切腹”放在一起考虑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加藤彻(1963～)。他在《怪力乱神》一书中，虽然认可切腹乃日本独特风俗的说法，但又注意到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自杀行为。他列举《吕氏春秋》中的“弘演纳肝”，《后汉书》中的戎良，《旧唐书》中的安金藏等人切开肚腹露出内肚的例子，认为中国虽有类似的切腹自杀，但与日本之切腹关系不明。稍早胡发贵在《“刺腹”在中国》一文中，立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大胆地提出日本切腹的源头在中国的见解(《寻根》1999年第6期)。他写道:“除去女神剖腹的神话传说外，在日本最早见诸史籍的剖腹事件，发生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而此时正当中国唐、宋之际。这种巧合，不能不令人猜想，日本的‘切腹’与遣唐使带回的‘唐风’有关。”

最后他又对中国的“刳腹”与日本的“切腹”具体实施做法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虽然中、日两国对剖腹自杀的指称有异，但其底里，却是相近的……日本的‘切腹’，从其‘立腹’、‘坐腹’、‘先腹’、‘论腹’等名称来观察，确实是大大丰富了剖腹自杀的内容，但追本溯源，恐怕这只是青出于蓝而已，其根由则是中国古代的‘刺腹’。”

中国古籍所载刳腹自杀，最古、最著名、影响也最大的当属载于《吕氏春秋·仲冬纪·忠廉》的“弘演纳肝”，具体记录是:“卫懿公有臣日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卫，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禄者，鹤也；所贵富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荧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啼，尽哀而止，曰:‘臣请为裸。’因自杀，先出其腹实，内懿公之肝。桓公闻之曰:‘卫之亡也，以为无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复立卫于楚丘。弘演可谓忠矣，杀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卫之宗庙复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功矣。”看这个记载，故事应该发生在春秋时代(前660年)，《吕氏春秋》一书传为吕不韦召集门客所编纂，那么成书时代应该是在战国末年(前239年)，相距400余年，但考虑到《吕氏春秋》并非吕不韦的门客新撰，而是汇总了战国以来的史料及诸子百家的作品，进行了一番改造后汇编而成的，其记录虽免不了加工，但恐离历史真实尚不遥远。至汉，这件事也记录在传为儒者韩婴所撰的《韩诗外传》以及刘向的《新序》、王充的《论衡》中。明末冯梦龙在所编的《东周列国志》中将此事写成了一节小说，即第二十三回《卫懿公好鹤亡国齐桓公兴兵伐楚》。

及至清末，梁启超也在《中国之武士道》中辟出一章专门介绍弘演，并称赞他:“晏子有言: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若是夫懿公殆可非死之君也，然以一死动强邻，使国家亡而不亡，是则非为独夫死，为国民死也!”可见其影响之大之远。

《吕氏春秋》描绘了弘演这么一个“忠臣”:昏庸得只知道与鹤及宫人为伍的君主死了，尸体被敌人吃得只剩下了肝脏，弘演出使回来还要向君主的肝脏汇报任务已经完成了。不但如此，还为这样的君主哀恸大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弘演尽哀之后还切开肚腹，取出自己的肝脏，把卫懿公的肝脏放进自己的腹腔里面。那么作者写这个的故事的目是什么呢?《吕氏春秋·仲冬纪·忠廉》开宗明义地说:“士议之不知辱者大之也，大之则尊于富贵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虽名为诸侯，实有万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诚辱则无为乐生。若此人也，有势则必不自私矣，处官则必不为污矣，将众则必不挠北矣。忠臣亦然。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国有士若此，则可谓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难得，其患虽得之有不智。”可见这篇《忠廉》是为了规劝统治者要“重士”。为何要“重士”呢?是因为作为东周贵族末端的“士人”认为有比富贵更重要的准则，如不能达到，则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耻辱，一旦受这样的耻辱，甚至不愿意继续偷生，弘演就是这样的例子。而统治者如果能得到弘演这样的“士人”，则“便于主利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