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外的思考

爱国当爱史。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1938年，钱穆将其历史讲义编为《国史大纲》一书，并在卷首加了一篇近两万字的引论。引论开宗明义，要求凡读《国史大纲》者，必须具备四个信念：一是任何一国的国民，特别是达到平均知识水平的国民应该了解本国历史；二是略知本国历史者，须对本国历史心存温情与敬意；三是对本国历史心存温情与敬意者，不能认为本国历史一无是处、没有价值，更不能将人们当下的罪恶和弱点和民族的劣根性推诿、归咎于古人；四是任何国家具备上述条件的国民越多，其向前发展的希望就越大。这一史学主张，即使放在今天，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历史和传统不能断裂，那是人类的根。我们谈爱国，必须爱祖国的历史，爱祖国的文化传统。钱穆晚年虽然热衷于比较中西文化传统的良莠异同，但是我们透过《晚学盲言》的字里行间能够看到他那颗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认同的心。他始终相信，“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换言之，只有也只能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来开辟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

顺势而为之。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对诸子百家学说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赢得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西文化思潮交汇碰撞，大师也没有停止思考，于是有了《晚学盲言》。由此可见，凡是大学者，总能把握住学术发展的规律，暗合学术发展的潮流。

兴趣是良师。钱穆早年在无锡果育学校读书。这是辛亥革命前当地一所开风气之先的新式学校。教员中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其中，对钱穆影响最深的革命党人钱伯圭。钱伯圭是学校的体操教员，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较为激进。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答曰“是”。钱伯圭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这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钱穆日后回忆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事实上，钱穆选准了自己想弄明白的问题，一辈子都没有放弃。我们看钱穆做学问，做到最后还是在探究两种文化的得失优劣。

治学必严谨。朱学勤先生讲，鲁迅、胡适与钱穆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知识界的柱梁。鲁迅善于社会批判，胡适秀在自由思想，钱穆长于治学严谨。写《晚学盲言》时，钱穆的两眼已经不能见字、读书和阅报，只能通过听电视新闻来了解世局，幸而能够握笔写字，每有思索，便随兴书写下来。写书过程中，不能引据古典书文，写这一个字的时候看不到上一个字，经常字与字重叠，出现误笔。每写一篇文章，总要嘱咐夫人搜寻旧籍，考证文中援引经典、掌故的真伪。稿子写完之后，再让夫人诵读，自己在一旁听着，逐字逐句地增减修改。耄耋高年，学富五车的大师尚能如此兢兢业业，难怪成就了《晚学盲言》的含英咀华和字字珠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