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晚学盲言》及书外思考

一、钱穆其人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著名的思想史学家、历史学家，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七岁入私塾，熟习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十二岁时，他的父亲、晚清秀才钱承沛英年早逝。自此孤儿寡母，家境陷入困顿。钱穆十三岁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后因和刘半农、瞿秋白等作为学生代表要求校方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未果，自动退学。府中学堂校长屠元博爱其才，推荐他到南京钟英中学读书。武昌起义爆发后，学校停办。钱穆自知家贫，升学无望，于1912年春天返回家乡。此后十年，辗转乡村，执教谋生。这一时期的钱穆虽然心中常有不能进入大学读书的遗憾，但是没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1923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转眼又是七年。1930年，由顾颉刚举荐，钱穆出任燕京大学讲师。其后，在北京、清华、四川、齐鲁和西南联大等校任教，抗战胜利以后还曾出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钱穆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直至退休。此间，获得了香港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7年，钱穆移居台北。1990年8月逝世。

钱穆高中肄业，完全靠自修苦读在学术界确立地位。治学上受“六经皆史”的思想影响较深，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钱穆提出，先秦时期，儒、墨二家是后来诸子各派的发端，由此分源别派，旁通四达，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源流。在历史研究中，他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传统，在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的贡献即在于“天人合一”的思想。钱穆晚年偏重于文化哲学的研究，潜心比较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

钱穆著述颇丰，代表作主要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其中多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分量极重的作品。

二、《晚学盲言》其书

《晚学盲言》是钱穆在双目病盲后，费时六年，由其夫人协助完成的。完稿时，钱穆已九十二岁高龄。全书共九十题，分上、中、下三部，一为宇宙天地自然，次为政治社会人文，三为德性行为修养。作者在序言中说，“（此稿）大率皆久存于心，偶尔触发，漫无条理，又语多重复。倘能精心结撰，或当更多阐申，或宜更多删节，此则非盲目老年之所能从事矣。唯余之为此书，亦不啻余之晚学，爰题名为晚学盲言。”老夫子遗憾不能精心结撰的同时，一番谦虚，打趣说这是老了之后的学问、瞎了之后的言语。其实，初读这本书，确实有如观随感讲稿、读经典注疏，不像是阅览一本结构严密完整、语言艰深晦涩的学术著作。但是书中所有篇目，却都集中体现了讨论中西方文化传统之异同的主旨，体现了作者独有的思路与视角，体现了新儒学思想。何况钱穆博古通今，兼修中外，把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信手拈来，写出来的文字使人能读得进，读得懂，读得亲，读得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说，钱先生每一题皆久存于心，博而返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至晚年臻于化境。欲了解钱先生学问之最后进境，《晚学盲言》实为入径；欲把握国学之精要，本书也是最好的入门。本书是关于中国学问少有的可深可浅之作，初入者与深入者读之皆有大启发。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晚学盲言》分题立论，便于阅读。作为初读者，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摊开这部大作，读上一篇。几乎每篇都大量援引百家学说和理学精要，更有西方宗教、哲学和史学思想闪烁其中。引用、例证虽然繁多却不显得杂乱，内容浅显却是讲大道理大智慧，不仅可让我们去横向比较中外文化传统之长短优劣，还能让我们去领略经学典籍的精华，直叫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