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者之典范的加缪 放逐于世界边缘的局外人

2012年06月04日 14:37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谷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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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一个浪漫传奇》，（美）伊丽莎白·豪斯著，李立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45.00元。

《加缪传》，(法)奥利维耶·托德著，黄晞耕等译，商务 印 书 馆2 0 10年9月 版 ，95.00元。

《纽约客》撰稿人伊丽莎白·豪斯与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人生轨迹，本为两条毫无交集的平行线。1960年，年仅47岁的加缪因为车祸意外殒命。其时，正值妙龄的豪斯仍是一名普通的美国中学生。这加缪的死激发出豪斯的探究欲。她沿着加缪生前未竟之路回溯，从纽约到巴黎左岸，再到阿尔及尔乡间，沿途所见皆为文学偶像曾经的身影。由此，加缪跌宕起伏的人生与这浪漫的追索之旅，竟有了某种微妙的契合。

在持续近半生的追踪之旅中，豪斯想必与加缪感同身受，想必也体验到“被一个陌生世界突如其来的打击所不时打断的狂喜”。生活的细枝末节触动了她，从发现“法国的本质特性”到对小说原型的一一解读，原本凝固于加缪文学世界里的隐晦、抽象的词汇渐渐变得真切、具体可感。在内心深处，豪斯或许早已将加缪当作素未谋面的亲人，爱之弥切，钻之弥深，也就有了《加缪，一个浪漫传奇》里那洋溢着浓浓暖意的文字。

苏珊·桑塔格曾在《反对阐释》一书中将加缪归为“作为受难者之典范的艺术家”。纵观加缪一生，“受难者”的形象总与他息息相关：生于北非贫民窟，不足一岁失去父亲，少年时因罹患无法治愈的肺结核几乎失学。生活似乎从一开始就为他画上了休止符，但这不是结束，而是一种开始。豪斯体悟到，疾病作为加缪的“绝望和挑战”，“一半是宿敌，一半是催化剂”。在他，这不是隐喻，而是真实的存在。他时刻感知到生命的短促易逝，更时时陷入孤独，却从未妥协。从此，与荒诞的抗争，成为加缪小说和戏剧书写的唯一命题，更是贯穿其一生的人生哲学。

在豪斯看来，加缪的荒诞哲学，虽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却绝非凌空蹈虚，皆源于其对生存的高度认知与敏锐感悟。我们读《局外人》，总是惊异于叙述的冷静克制、主人公默尔索对待世事的无动于衷，于是想当然地将加缪与“冷漠”、“厌世”等负面形容画上等号。真实的加缪并非如此。生活于他，虽极为“悲伤”，但仍有“热情”。他认为，诞生到一个荒诞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与自己的自由。如果说《局外人》是其荒诞哲学的首度展示，那么《西西弗的神话》则可以看作是这一理念的最佳诠释。希腊神话中背负着沉重诅咒、永远推着石头上山的悲剧人物，何以在加缪笔下摇身一变成了主动抗争的英雄？这是一种暗示，隐隐对应着作家积极的人生观———生活虽是无望的，荒诞始终多于幸福，但正如小说《鼠疫》里所写，即使世界荒芜如瘟疫笼罩之下的小城奥兰，只要一息热情尚存，绝望就不致吞噬人心。

在苦难之前，加缪从未耽溺于个人情绪的肆意宣泄，他的文字虽是隐忍的，他的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漠不关心、冷漠超然，抑或悲观厌世，从来与他无缘。终其一生，他秉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训诫，“热爱生活本身更甚于热爱它的意义”，满含着热情介入这生活，以期摆脱局外人的身份。他以手中之笔针砭时政、挑战荒诞，新闻、文论、时评、小说、戏剧，无所不写，只为了唤醒世间囿于生存之累的芸芸众生。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称他“不断地确认人类处境之荒诞，然而其背后却非荒芜的否定主义”，也正是对此种“介入”的肯定。

在短暂的一生中，加缪始终是一个游离于边缘的局外人。豪斯时时体悟到加缪精神上的“囹圄”之感。这“囹圄”所从何来？和其早期经历无不相关，但更直接的伤害，自然非后期政治上的纷争与最终被排斥的际遇莫属。1950年代初，由于在对待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上意见相左，加缪与萨特彻底决裂，其后他逐渐成为左派文人攻击的标靶，被以萨特为掌门人的巴黎人文学界斥为异类，从此，生活在局外人一般的被放逐状态之中。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这“局外人”的身份更是越演越烈，终至无法收拾。一直以来，加缪始终以阿尔及利亚公民自居。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在在牵动其敏感内心。作为书写的原乡，阿尔及利亚更时时出现于其小说及戏剧创作之中。从早期的《局外人》、《鼠疫》、《卡利古拉》，再到遗作《第一个人》，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虽构成加缪书写的主题，其下却潜藏着何其相似的关键词，比如，阳光、大海、沙滩。作为“乌脚”（当地话，意指白人移民）后裔的他，身份极为尴尬，“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帕慕克语）。他一直试图在战争与和平的罅隙间寻得某种微妙的平衡———他不愿自己的“妈妈”遭受意外的横祸，亦不愿记忆里“无法割舍”的美好尽数毁于硝烟。

因此，加缪本着“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的原则，希冀通过非暴力的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在彼时日渐高涨的民族独立风潮之下，这和平主张更近乎于美好的想象，是一厢情愿的空谈，双方均无法认同。然而，世事的吊诡也正在于此，追求和平的人反倒成了阻挠和平的帮凶。彼时，加缪腹背受敌，就连昔日的战友也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现实的屡屡受挫，无疑将他推入孤绝的深渊。从此，他避居乡间，不问政事，只在日记中涂抹彷徨与失落，或在戏剧中寻找往日的荣光，渐渐归于“最终的沉默”。在豪斯看来，这种无为，既非“江郎才尽”的无奈之举，亦非明哲保身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人与他所处的环境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抗”，源于理想主义者对自我信念的坚持，是加缪一生对抗错误、矛盾和踯躅的具体例证。

半世纪前那场离奇的车祸，终结了加缪的生命，亦改变了豪斯的人生。《加缪，一个浪漫传奇》虽是传记，我们也不妨将之作为回忆录。豪斯不取寻常的书写模式，不愿简单地铺排加缪的生平，而是将自我的感性与体悟融入其中，于追忆加缪的人生之时，细细回味曾有的青葱岁月。于是，这本应置身事外的零度写作，反为熊熊燃烧的炽热情感所取代。这原本枯燥单调的研究与写作，也就成了一次与传奇人生的“浪漫”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