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旗曾是必不可少的礼仪道具：体现皇权崇拜情结

2012年04月12日 09:26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施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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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官员出访，悬挂龙旗也是海外华人欢迎仪式中的必备仪礼。1907年，主张改革的广东道台林辂存前往南洋各岛视察学务商务。“该处铺户学堂，均悬挂龙旗。和兰政府派高等官会同各商董，到车站迎接。林氏服西装，乘双驾马车。经过各街，人山人海，拥列道旁，呼万岁声，络绎不绝。中华会馆、商务总会，均特开欢迎会，请林氏到会演说”。(《林辂存之受欢迎》，《台湾日日新报》1907年5月15日第1版)

进入20世纪之后，内地官僚和商会也开始在皇帝或太后生日悬挂龙旗。1906年，阴历六月廿六日(8月15日)为光绪帝“万寿令节”，“厦门商会拟于是日举行迎会，以为祝碬。提道宪亦表同情，均出为提倡鼓舞，美其名曰‘普天同庆会’。且欲热闹三天，从廿五日起，至廿七日止。此外仍须各户悬挂龙旗，衙署铺设，以壮观瞻”。(《普天同庆会续闻》，《台湾日日新报》1906年7月17日第4版)

虽说大清王朝顽固保守，可也不是铁板一块，当他们醒悟到龙旗对于凝聚民心的作用时，也开始有意识地提倡各工商机构及学校等，在国事庆典中悬挂龙旗。只是这种醒悟来得太晚。1910年，为庆祝资政院开院大典，“见警察遍传内外城各铺户住户，于九月初一日，一律悬挂龙旗”。命令一下，京城百姓纷纷置备龙旗，可是都有百姓生活中哪有龙旗呢？于是小商小贩趁机发财，有木版印刷龙旗的，有临时代画龙旗的。“最可笑者，如东城之花儿市，打磨厂一带，设摊于地，亦云发卖龙旗，每对铜元四枚。余俯视之，乃于黄纸一幅上，涂一似蛇非蛇似龙非龙之怪物。过而见之者，以其价廉，竟争购之，倾刻而尽。”

龙旗飘落：对待龙旗的不同态度

有清一代，民间年画多绘升平气象，可龙旗的出现的频率却非常低，因为老百姓的生活中几乎不会出现龙旗。倒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浮世绘中，屡屡出现大清龙旗，因为日本军队常与大清龙旗打交道。不过，大清龙旗在日本画家笔下并不表现为正面形象，而是作为腐败、无能、贪生怕死的大清官兵的战败符号而出现的。

大凡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无不深受龙旗屈辱史的刺激。民族主义革命家们对这面龙旗尤为深恶痛绝，正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所说：“中国黄龙旗之下，有一种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杂糅不一以组织成一大种。”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从来不是偶然个别的历史现象。商人对于政治，总是既远离，又利用，他们更多考虑如何从政治变局中获取自身的商业利益，而不是符号的政治意味。悬挂龙旗的最大受益者是商人，最热衷于悬挂龙旗的也是商人，上海商户尤其喜欢“门口高扯两面龙旗，临风招展，仿佛导人进观”。

如此一来，大清末年的中国人中，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龙旗观：一是爱国学生对于大清龙旗的深恶痛绝，必欲弃之于地而践踏之；一是商人热衷于在商业场所悬挂大清龙旗，当作招徕生意的商业幌子。

1911年春节期间，“澳门一群培基学堂学生到营地大街宝衡银号抗议悬挂清朝的龙旗，和店方面的主事人发生争执。该银号请葡警弹压，澳门的华探目刘康善带警探来到现场，见到所谓肇事的学生很多是当地绅商的子弟，就一面劝学生守秩序，一面劝告该银铺把龙旗取下。学生在这一次抗议中取得了胜利。”

即便同为清末爱国文人，对待龙旗的态度也很不一样。一是对这幅象征国家的龙旗充满期待；二是对这幅象征腐败王朝的龙旗百般揶揄；三是如黄遵宪这样的爱国文人，对龙旗爱恨交织，哀旗不幸，怒旗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