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旗曾是必不可少的礼仪道具：体现皇权崇拜情结

2012年04月12日 09:26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施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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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横滨开港时期（1859年）的中华街，龙旗招展。横滨开港资料馆《横滨中华街150年》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领衔出使欧美的时候，龙旗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仪礼道具：“未初，邮船高揭龙旗及头等钦差大臣旗，展轮驶出吴淞口。炮台暨中西各兵舰，亦共鸣炮送行。一缕轮烟，遂指香港海程进发。”首站到了圣彼得堡，“火车甫停，中国驻俄使馆中诸随员，共祗迎于道左。俄京尹则先就车站高悬国旗，并派乐工及兵士恭待”。可是，李鸿章不住公务旅馆，却住进了一个名叫巴劳辅的富商家。这位富商在他家楼额上，高高挂起一幅李鸿章像，“入其堂，则四壁高悬中国黄龙旗，窗门屏障间皆悬中华文字，又皆吉祥颂祷语。”(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且不论李鸿章此行有什么结果，至少说明，至迟到19世纪末期，无论公私场合，龙旗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并使用。

龙旗商用：招徕生意的商业幌子

三角黄龙旗色彩鲜艳、形制特别，很易于辨识。商人大概是最早敏锐地意识到龙旗“无形资产”的一个群体。早在大清国官员自己还没意识到龙旗的象征意义时，一些贩卖中国产品的商人已经开始借用龙旗进行广告宣传了。张德彝第一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时发现，有些商人为了标识货品产地，往往悬挂龙旗，以作招徕。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1866年6月30日)，张德彝等人到荷兰动物园参观，“园主约饮午酌，忽见一楼上插大清龙旗，即往观之。楼中多中土暨东洋诸岛土产，万货云集，无美不备。”(张德彝：《航海述奇》)

本来只是大清水师官用的三角龙旗，放在国外的语境中，被商人这么一借用，马上发生了结构性的功能转换，摇身一变为标识产地、区分国别的符号。

为张勋复辟时期，北京城黄龙满帜。安特生《龙与洋鬼子》，1927年

1868年，张德彝再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在波士顿，有本地官员来迎，先在城内周游，“一路皆插花旗，间有竖中国黄旗者。有举中国伞者，有摇中土绣花绸缎者，凡有些须华物，无不炫之。沿途人多，竟有骑墙跨脊、攀树登梯者”。七月初七(8月24日)至坎布里奇，当地官员来迎，“车过时男子免冠，女子摇巾，群呼庆贺。更有女子掷花车内者，花上系笺书‘庆贺中华’四字。缓行数十里至会堂，堂前挂大清龙旗，高悬匾额，文曰‘慰望庆贺’。”(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