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宣传画中“红旗招展”：受苏联影响

2012年04月10日 08:48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李公明

字号:T|T

0人参与0条主评论 0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钱大昕、杨文秀的《欢庆城市人民公社成立》（1960年）主题鲜明，以大红灯笼作为欢庆的重要表达手段，很有节庆的氛围。

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宣传画中，“红旗招展”、“战鼓擂”、“大红灯笼”等是较为常见的图式语言，成为人们所熟悉的时代视觉图像类型。但是这些图式语言与它们所承载的宏大政治口号一样，与意识形态政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反映出当时体制下各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核心口号。以“图史互证”的方式解读这些图式，可以加深对此期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认识。

“红旗招展图式”与“三面红旗”的口号密切相关；在这个口号的提炼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政治与口号之间异常重要的联系。从1959年夏庐山会议开始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列称之为“光荣旗帜”，到同年国庆节的“三大万岁”，再到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的“三大法宝”，在《人民日报》上最早出现“三面红旗”提法的是1959年12月，在1960年以后“三面红旗”的提法普遍流行。

以下几幅以“三面红旗”为主题的宣传画的共同特点是以红旗为基本图式，“红旗招展”图式语言显然与苏联宣传画的影响关系密切，如《伟大的不可战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旗帜万岁！》，领袖在主旗上，下面是更多的红旗招展和在领袖与红旗的指引下前进的人民。在中国宣传画中，这种图式被完整地挪用过来，《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1958年）就是很好的样板。从构图上看，把红旗从横向改为竖向，更突出了三面红旗的高大形象，“万岁”口号也极为鲜明突出，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前进中的人物群像的造型是舞台亮相式的，也是这类图像常见的处理手法。这幅作品中的红旗图式成为后来不少宣传画摹仿的对象。

“三面红旗”运动兴起前，“红旗型”宣传画的艺术表现特征已相当普遍。《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图解》（约1956年）中的红旗只是作为党的“八大”的象征，并没有在构思和造型上有特别的用意和强调。人物群像以工农为主体，形象塑造手法比较朴素，促进经济生产的创作意向也比较质朴。这可以联系到中共“八大”的主要宗旨来思考那些在宣传画中可能存在的细微区别：“八大”强调的是发展生产，宣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结束，反对发展国民经济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从这面“红旗”与“三面红旗”的比较中可以思考的是，或许在这种主调与宣传画的图式语言和审美倾向间真的存在某种同构关系。

《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1959年）在艺术上比较一般，只是把某些民间艺术和套色木刻的元素融合进来。但在主题内容上，在此期的宣传画中颇有重要的意义。195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乡又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经过几个月的整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不满之辞从公开场合消失了。于是，新的一轮跃进高潮又在酝酿和掀起，试图用“持续跃进”取得的成绩向国内外证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方向。这幅宣传画正是反映出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

到了1964年，“三面红旗”的提法已经在媒体中开始减少，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即将把整个民族推向更加狂热、更加激进的舞台。在这时创作的《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有一种总结性的意义，在艺术上也达到了新高度。画面仍然以红旗为指引，但在构图布局上已不占有重要位置，而只是作为背景，这是否与“三面红旗”提法的逐步淡化也有内在的联系？这种创作上构思心理的变化不一定是那么自觉地与某种口号的使用频率有迅速的、直接的联系，但是大的氛围上的某种变化是会对创作者产生影响的。该作品以几乎是绝大部分的画面位置来描绘工、农、兵、知识分子的形象，四个头像占了满满的空间，其头像的排列甚至有点像马、恩、列、斯领袖头像，这种图式在一般的表现工农兵的宣传画中也不太常见。这四位主体人物的形象的塑造得很成功，在以刚健、英俊为统一主调的审美规范中又有职业特征与人物气质的区别，线描与色彩晕染的结合很自然；其中那位公社女社员的形象描绘得很美好：柳叶眉、大眼睛，十分健康美丽，其肤色在旁边的工人和解放军战士的衬托下也显得分外柔和、丰润；为了强化人物身份和在构图上更加丰富饱满，四种职业道具也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在上述几幅以“红旗”为主要图式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红旗”在中国政治宣传画中的重要作用，在“三面红旗”的时代中表现得特别鲜明。一般泛泛而用的红旗代表着比较抽象的革命力量、人民斗争、胜利等涵义，这是从中共苏区时期的美术宣传中就已经出现的图式，一直发展到“社会主义美术”之中，成为“革命话语”中最简捷、最鲜明、最普遍的图式。但是，在“三面红旗”政治运动中的“红旗”却又具有了鲜明而具体的象征性，成为政治动员的直接象征。更具体来看，毛泽东在1958年5月说的关于“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把白旗拔掉”这句话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句话具体是针对当时的整风运动说的，传达下去后伤害了很多知识分子。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关于要遍地插红旗的说法一定会对在宣传方面中对“红旗”的形象视觉的重视起到重要影响。也就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就是题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