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过的胡同和妈妈教过的小学“西廊下”
其中数马世禄先生家的宅第最大:他家一条甬道三套院,高门楼下,院儿里还有院儿,打开一扇门又见一扇门。1964年北京都还使用蓝门牌时,西廊下小学是8号,那9号高大门楼的两扇街门里,住的就是马世禄先生。北京一律换成红门牌的1964年,从胡同最北头开始,把西廊下胡同路东这一侧的门牌,当时全都给排成了双号。马世禄先生的宅第,一分为三,老门牌9号街门内一条小胡同里的三套院子,由北向南挨着,被编成了28号、30号、32号。西廊下小学也让他们给改成了34号。家家户户都换上了红门牌。如今马世禄先生家的28号临街西厢房三间,还在那儿:条石房基,高屋厚墙,挑檐尖顶、青砖青瓦,木梁木柱,屋里灰顶木门窗;后山墙那三扇老式窗户朝向正西,可以想见住在屋里早晚都能见着太阳。马世禄先生家的西廊下胡同28号西厢房临街这三间房,而今位于西廊下现存南半截的胡同路西最北端,紧挨着它的邻居就是马路这一侧、靠南边的西廊下小学。
从我家小院儿到西廊下小学,中间的以上三位房东,都有一个爱好:爱种树,特别喜欢种果树。他们每家门里各有一棵我抱都抱不过来的枣树,高大参天,枝繁叶茂,年年硕果累累。听老人们讲,那都是房东各家当初自己亲手栽的。可惜后来全被砍了,今天连影儿都找不着了。这些年来,北京的名木古树,被戴红箍的家伙毁坏不计其数!什么好东西到了他们手里也是个“毁”,他们上哪毁哪,有多大能耐,毁多大物件。老人们不止一个拄着拐杖对我说,都赖自己上辈子做错了什么,才招致家家户户后来要受他们这份没完没了的折腾呢。
我家院儿里住的房东,他也姓于,和刚才说的另一户院子里的房东于宗波先生,两个院儿紧挨着,一墙之隔。
我们家住的院子,进到大门内,里外俩院落,一东一西,穿过外院才能到东院儿也就是里院儿。当初西边的外院儿从来不住人,只有一架葡萄,遮住了整个院子。东边的里院儿,北房门前两株海棠、我家住的东厢房门前有棵丁香。花开时节,满院留香。南墙根一池玉兰,白色的玉兰花,含苞待放,清雅圣洁。那时候,我们院儿的房东于爷爷还爱种西番莲:秋天把那白薯一般的块根,挖出来存在地窖里;春天再种在房前,大朵大朵的花,红的、粉的、黄的,姹紫嫣红。那叫一个轰轰烈烈!
小院儿里的事,让我至今记忆最深的是,一进我们家东厢房,堂屋有个大沙发,破了个洞,伸手进去可以摸出一块积木或一把小勺出来。春天配眼镜,刚刚被放大了瞳孔,我就跑到里屋去焊那架装了一半的半导体收音机。这是儿时最流行,我最陶醉的科技活动了。爸爸怎么说我也不听,把我拽到院子里打了一顿(怕是唯一的一顿屁板了)。可这眼镜却让我足足戴了一辈子。
我们的房东于爷爷平常还爱琢磨点什么。大跃进吃公共食堂那会儿,他用杠杆链条做了一个能够吊起大笼屉的机械模型。房东姐姐是个独生女,爱画画儿,线描的红楼梦,游龙戏凤,满像样子。
后来,一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掉了这一切。小院被无产阶级专政一声令下统统没收掉了,陌生的人家接连搬进了我们的院子里来住。无产阶级向来讲究实惠,大大小小的厨房,紧跟着搭满了整个两进小院儿,没下脚的地方。我再也看不到那海棠,那丁香,那玉兰了。再后来,整个院子又给全拆了,代之以许多非洲新兴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兴盖的那种楼房,这些年来在北京纷纷拔地而起。把家产浮财、老婆孩子相继都移民到国外享福去的那些管事的(现在有的全被首都人民尊称为“裸官”),他们一阵儿一阵儿和房地产商们,举杯相庆。我只有在梦中,回忆我曾住过的文化名城古都四合院了。(作者: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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