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在社科院时与社科院工作人员的合影，身后是栾贵明。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广州

今年是钱锺书（1910-1998）诞生一百周年。栾贵明曾追随钱锺书三十余年，自称“能跟钱先生在一起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栾贵明深情地回忆与钱锺书的交往。在栾贵明回忆里，他从来不敢以钱锺书的学生弟子自居，他曾当着钱锺书的面说：“您是我的老师，但我不是您的学生。”因为他认为没有人能当钱锺书的学生，他更没资格。栾贵明认为：钱锺书非常关心现实生活、关心社会、关心普通老百姓、关心一般读书人。在艰难时代，钱锺书对栾贵明最常说的话是：你们年轻人应该抓紧时间好好读书，这个时机不能丢，将来有一天还会回去搞这个工作，读书总是有用的。转眼之间就是百年了，绝对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我们的职业是读书，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在图书馆容易找到钱锺书

时代周报：你跟钱锺书先生是怎样开始认识的？

栾贵明：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1964年的秋天分配到文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工作，做何其芳的学术秘书。我在北大的时候读到了钱先生的三本书，第一本是《谈艺录》，第二本是《围城》，第三本是《写在人生边上》，我觉得钱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分配到文学所完全是个意外，就到处去打听：在哪我能见着钱锺书？多数人都跟我讲：你上班的时候到图书馆去找他。因为我们文学所并不是天天坐班的，钱先生每个上班日不在办公室，都是在图书馆。果然，我很容易就在图书馆找到他了，没有别人介绍，我跟钱先生自我介绍，嘿，不曾料想钱先生对我家世知道得一清二楚。

时代周报：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栾贵明：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问过钱先生多次，他笑而不答，说：你去看福尔摩斯！钱先生经常这样玩笑。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跟钱先生学本事。我比较喜欢玩笑，喜欢淘气，这也是年轻人的特点，我估计钱先生不会怎么喜欢我，于是就表现得很规矩。钱先生很快说我装蒜。憋不住，我便复原，钱先生便说我“这才像子路”，直到很晚，我终于知道他喜欢那个孩子。

钱先生在文学所的处境并不是很随心的，并不像我们今天设想的这样。包括后来钱先生做了副院长，说三道四的人也不是没有，这是客观事实。比如，他在写《宋诗选注》时，赞许的诗不许选，评价高的诗人更不让选，使他特别不痛快。钱先生那时候毕竟年纪大，五十多岁了，他对图书的需要量非常大，所以我就讲：钱先生，您要用什么书，通知我给您送去。逐渐交往越来越深，我在文学所工作36年，追随钱先生34年，直到钱先生最后的时光。

“被逼”成为患难之交

时代周报：在“文革”期间也算是患难之交了？

栾贵明：当然，想来很巧，那时运动是一波一波的，在搞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走资派的时候，钱先生是目标；在搞现行反革命、清查阶级队伍、劳动锻炼的时候，我首当其冲，这样就被逼着成了互通有无的患难之交。

时代周报：在“文革”期间，钱锺书先生经历怎样？

栾贵明：事情太多了。因为下干校都会派一个先遣队，当时整个社科院的五七干校，钱先生是第一拨，我也是第一拨，我们同时当选先遣队员。由那时起钱先生就跟我们一帮年轻人谈天说地，那成了我的最大享受。我说一句很不当的话，“文革”中充满了苦涩记忆，可是我觉得我在“文革”中能这么长时间伴随钱先生，有滋味，回想起来还真是因祸得福呢。在干校困难条件中，他仍不停地读。那时，能够公开读的书是马恩、鲁迅、毛泽东的书，别的书就得偷着看。但是钱先生不在乎，看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英文辞典》以及能得到的书籍等等。在那个床前弄一个小马扎，就是小板凳，坐在床前，把书铺在床上读，一刻不停歇。那时候我唯一带下乡被禁的书就是《聊斋志异三会本》，我曾和同事打赌，结果我赢了，钱先生不但“拿来翻翻”，又挑出好多毛病，想不到《聊斋志异》他也那么熟。当然，偶尔得到家人和别处得来的外文报刊，他读得兴致更高，完全像个孩子，事后不会忘记讲给我们这些文盲听。

1971年年底，他告诉我：我们要回北京了。我当时一听，说：不可能啊，当时军宣队不是说，连锅端，甭想回北京了吗？钱先生说：没错。而实际上一直拖到1972年3月下旬，钱先生第四批才回到北京。他坚定不移地说：贵明，我们走了，你一定能很快回来。

钱锺书的惊人阅读

时代周报：钱锺书先生重要的著作《管锥编》，当年是如何写起的？

栾贵明：关于《管锥编》这部书，他是长期酝酿的。比如在干校，虽然他没有说《管锥编》这个名字，但是从他的谈论来说，就是要搞这样一部大的著作。

时代周报：现在对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的评论很多，其中有一点讲到它是比较零散的，不是很有体系的东西，你是怎么看的？

栾贵明：我认为钱先生一贯不愿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搞成体系思想，一方面他是一种别样的自谦，而同时他认为一旦形成体系，强迫力量就很大，漏洞也多。体系这个东西要构建，这个结构就把人带到那个环境里去，接受它的说法。当然钱先生也举过例子，说一个大思想家是这样，更典型的是宗教。他说正确的理论是需要的，可是这个事情不是他能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大力量。只要有真知灼见，做笔记式的研究就很好了。充分的资料经过深思熟虑，便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然，后来有很多人写文章，包括我们文学所自己的人，说他的作品是“碎琼乱玉”。钱先生认为他们慢慢会了解自己的想法。他在《管锥编》引用了2000多种古籍，这是惊人的。而且他用书都是非常快速的，大部分书是早上我给他送去，第二天早晨我就可以取回来。后来我就自己动手焊了一辆小车子，一次可以借几十本，他总是第二天归还了。

但是，这本书有一些固有的背景，因为产生在“文革”尚未结束时期。钱先生敢于正面批评自诩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恐怕绝无仅有。比如，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这是马克思对宗教一个非常经典的论述。这个观点，钱先生在《管锥编》里面有段透彻的评论，他认为这个事情不对，不应是现今解释人所说的那样。他是怎么批评的呢？第一点，他说这句话原本不是马克思说的，他往前追溯一百多年，有多位德国、法国哲学家，在他们的论述里都有这个观点。第二点，他认为对这一观点的解释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应说明鸦片烟是什么东西，当时是干什么用的。他认为鸦片是一种药，可以治很多病，如果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毒品，怎么能说服人呢？他又大量引用中国的古籍，证实了他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