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11月20日是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与一百年前整个俄罗斯陷入巨人陨落的悲痛相比，这一天在俄罗斯非常平静，即使在苏联时代，托尔斯泰的生日和忌日都是非常重要的纪念日——当然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情。

托尔斯泰在他的庄园里写作（画作局部）

托尔斯泰画像（局部）

医生和亲友陪伴着病中的托尔斯泰（左一）

1910年11月20日清晨6点5分，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荒凉的阿斯塔波沃德火车站去世。而在几天前，托尔斯泰和私人医生静悄悄地离开了波良纳庄园，“冲出了他所生存的监牢”。托尔斯泰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离家出走，一个世纪以来被不断地诠释。茨威格后来在薄薄的小册子《托尔斯泰传》最后，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托尔斯泰人生的最后时刻。

1928年的9月，茨威格来到苏联参加了由官方组织的托尔斯泰百年诞辰盛大纪念活动。在托尔斯泰去世10多年后，托尔斯泰这位“旧时代”的作家已经被苏维埃成功塑造为苏联人民的精神象征，成了这个新生国家的集体崇拜偶像。痛恨一切政治体制、崇尚非暴力的托尔斯泰，不出几年居然成了“局内人”，成了战斗的武器，他的所有思想、著作都要接受检验甚至消毒。这真是够讽刺的事情。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纪念托尔斯泰不再有政治狂热，虽然“托尔斯泰”的名字印在俄罗斯大地各处，但波良纳庄园和阿斯塔波沃德火车站回归安静甚至有点孤寂，相反在西方，随着托尔斯泰作品新译本的陆续推出，重读托尔斯泰成了热潮。

托尔斯泰信徒

“拥抱”布尔什维克

托尔斯泰去世后，他的助手切尔特科夫日益活跃起来，作为托尔斯泰晚年最亲近的人物，外界对切尔特科夫的兴趣甚至大于托尔斯泰的家人。采访、演讲没完没了，更重要的事情是，切尔特科夫忙着整理和编辑托尔斯泰的手稿文集，他这个时候也许不会想到，他此后的所有人生都将献给编辑托尔斯泰文集。切尔特科夫也知道，编辑托尔斯泰全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他已经得到授权使用所有托尔斯泰晚年手稿，1913年他把手稿全部转移到了圣彼得堡的科学院，以便妥善保管。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托尔斯泰信徒的发言人是布嘉尔科夫，他在战争头一年就写了一系列关于战争的文章，从监狱释放之后，他还组织了反战签名，签名者迅速被沙皇的士兵逮捕，幸运的是，大部分托尔斯泰信徒都被释放了。托尔斯泰信徒在那个时候大概有五千至六千之众。

二月革命之后，抢劫和盗匪开始在庄园肆虐。托尔斯泰的女儿萨莎甚至在1917年9月收到姐姐寄来的明信片，上面说数百名当地妇女和儿童闯入庄园，偷走了所有的苹果，估计一共有16500公斤之多。这个时候，萨莎只好求助于当时的内政部，幸好临时政府果然派人保护庄园，最后红军出面保护了庄园。托尔斯泰信徒是欢迎二月革命的，他们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也不错——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党人都倾向于将教会和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十月革命来了，暴力持续了数周，托尔斯泰信徒发出了呐喊：“别再自相残杀了！”而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已经掌握了政权。1918年3月，一战结束，但对俄罗斯人来说，流血暴力才开了个头。对于已经到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托尔斯泰信徒们是热烈欢迎的，他们把它视为托尔斯泰的胜利。

1918年，别尔嘉耶夫的一篇文章说，俄罗斯革命某种意义上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胜利，而另一位文学大师梅列日科夫斯基则感慨，“托尔斯泰开启了它，列宁获取了果实。”

不只有俄罗斯人在争议布尔什维克革命与托尔斯泰的关系，托尔斯泰的英国译者和传记作家毛德同样认为，毫无疑问是托尔斯泰的勇气和知识的力量、他的坦率和对人民深深的爱，为推翻沙皇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有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形容托尔斯泰是“布尔什维克的伟大家长”。

国有化托尔斯泰财产

托尔斯泰家族和信徒们开始感谢列宁，这位党的领袖将整理和编辑“献礼版托尔斯泰全集”作为这个新生政权最重要的文化事业。这样艰巨的文化工程落到了切尔特科夫身上，他被委任为总编辑，他可以直接和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商量编辑、出版事宜。他的目标是90卷。到了1918年12月，政府承诺将为这一文化工程拨款1000万卢布，事实上，这基本上是空头支票，到后期，切尔特科夫差不多要自掏腰包付薪水给30位编辑。

到1919年5月，苏维埃政府发布正式文件，托尔斯泰的家人作为“导游”可以居住在波良纳庄园，但政府不会拨款，托家人只能自己动手维护并保护整个庄园。在红色的俄罗斯，这个庄园像一个独立王国，暂时还能维持独立。这一相对平静的状态维持到1921年6月，庄园最后终于收归国有，在莫斯科的托尔斯泰博物馆也同时由国家来管理。国有化的还有托尔斯泰的文学财产，这个时候收集到的托尔斯泰作品共有250万页——托尔斯泰在遗嘱中放弃所有作品版权，使这些财产为全民所有。

那么托尔斯泰的家人和众多托尔斯泰信徒是否会成为新生的苏维埃政府的特权阶层？当然不可能。萨莎首先在1919年被捕，就在莫斯科自己的公寓里。切尔特科夫这个时候还有一点儿权势，他马上致信给契卡头子菲力克斯·捷尔任斯基，说这肯定是个误会。萨莎不久就被释放了。不过第二年，她又被契卡逮捕，被定为反革命罪。她的父亲托尔斯泰早在1905年就预言了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到来，暴力也将横行，但他没有想到，他疼爱的小女儿将面临秘密警察的审判。萨莎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假如我对俄罗斯有害，将我驱逐出境。假如我对国家有害，杀了我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有害分子。但不要把我当作可怜的寄生虫，和妓女、小偷、土匪……关在一起。”2个月后，她被释放了，但她做出了书面保证，不参加公共活动。

既然托尔斯泰的女儿都如此，其他在苏维埃看来更加无足轻重的托尔斯泰信徒的命运就更加可想而知。1919年年底，大约有100名托尔斯泰信徒遭到枪决，之后，更多托尔斯泰信徒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其中就包括了他们的领袖之一布嘉尔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