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知识分子如何在政治游戏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沃林：我觉得知识分子要做到康德说的“自律”，要有自己的思想。康德借用古罗马贺拉斯的话说，要“大胆使用你的理性”。我认为左派的一大问题就是从众，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知识分子不一定非得加入哪个政党，但是要提高政治讨论的水准。美国是个很不理智甚至反智的国家，有许多政治上不理智的人。我们那儿有许多人说奥巴马是穆斯林、出生在肯尼亚、是社会主义者、法西斯等等。有人专门在美国的电视上蛊惑人心，知识分子要对这些人形成反制，教育大家在政治上保持理智，战胜恐惧，特别是美国社会对穆斯林、恐怖分子、民主党、自由派的恐惧。在欧洲，社会保险之类的问题没什么好辩论的，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但到了美国，这就成社会主义了。这都是政治上不理智的表现。又比如“社会主义”这个词，在大学可以谈，但在普通生活中不行。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写过一本书叫《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书里认为这种情况跟美国政治传统的单薄有关。他认为要有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有封建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反动。我们生来就是个资产阶级国家，的确很难说社会主义的话题。小罗斯福其实是个社会主义者，但我们不能这么明说。欧洲可以说“社会主义”，在美国就得叫“自由主义新政”。讨论社保问题的时候也不能提到“社会国家”，得另找词汇。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教育大众、提高讨论的水平。

早报：但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分子都热衷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他们和纳粹关系非常密切，你在《海德格尔争论集》、《海德格尔的孩子们》等书中也有专门讨论。

沃林：是的，我的新书也从左派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写了克里斯蒂娃、萨特他们参与政治带来的损害，他们的情况和海德格尔们其实差不多。法国有句谚语，“过犹不及”（le trop ne vaut rien ）。左、右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最后的下场，其实颇多相似之处。知识分子总是自以为能改变世界，这个错觉是个大问题。

“金融危机的时候，左派很不幸想不出什么对策。”

早报：在你的作品中文版介绍中，把你称为“新左派”，要知道这个标签在中国是有争议的，你接受这个“标签”吗？

沃林：昨晚上有人跟我解释了“新左派”在中国的含义：反全球化、反对后现代等。我接受，但我得解释一下：我更应该算是个社会民主派——这不是“新新左”，而是“老新左”，这个立场产生于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但也带点自由主义，尊重法治和人权。我不是大家说的那种“文化左派”。

早报：许多人认为，左翼运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衰落了，你承认吗？

沃林：你说的衰落可能有，但发生的时间要早得多。我认为左翼运动的衰落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了。许多左派思想家在1980年代成了人权活动家，开始对激进民主问题产生兴趣，他们在共产主义在东欧倒台之前就已经不思考共产主义的问题了。然后，社会民主派就陷入了危机。今天的欧洲，社会民主派只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当权，连在瑞典都已经失势了。英国的卡麦隆、法国的萨科齐、德国的默克尔都不是社会民主派。

早报：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左派这时候该出场了，但好像没有。

沃林：就是这样。金融危机的时候，左派很不幸想不出什么对策。而且那些欧洲国家的居民也不相信左派有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觉得右派才是在经济上负责的。

早报：可尽管如此，在世界各个地方每天都发生着社会抗争，比如前几天上百万法国人走上街头抗议退休计划，在你看来，“革命”这一18世纪的传统还会再次爆发吗？

沃林：我觉得不可能。法国有个知识分子弗朗索瓦·傅勒在1978年写了《思考法国大革命》，第一句就是“革命已经结束了”。他认为，对于革命的一切希望、热情和幻想，把革命看成万灵药的想法，都已经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