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沃林　　蒋立冬 绘　　理查德·沃林在中国国内出版的书《非理性的魅惑》、《瓦尔特·本雅明》、《文化批评的观念》、《海德格尔的弟子》

理查德·沃林在中国国内出版的书《文化批评的观念》

理查德·沃林在中国国内出版的书《非理性的魅惑》

理查德·沃林在中国国内出版的书《瓦尔特·本雅明》

理查德·沃林在中国国内出版的书《海德格尔的弟子》

纽约市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是美国著名欧洲思想史家，作为知名左派学者，他这些年的研究持续关注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早年的研究从海德格尔入手，批判知识分子如何与政治同流合污，而近年他由研究右翼知识分子转向左翼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在政治运动中如何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受到政治非理性的诱惑。沃林的近作《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以及1960年代的遗产》，就是他关注于左翼知识分子研究的最新成果。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他的演讲也从这本书展开。在沃林看来，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革”的迷恋是因为“中国成为他们投射自身对理想国家幻想的对象”，另外一方面“1960年代中国‘文革’给予法国知识分子启发与灵感，为法国的政治文化留下重要的遗产”。

演讲结束后，理查德·沃林接受了早报专访。

“中国成为1960年代知识分子投射革命热情和希望的对象。”

早报：你的新作叫《东方之风》，你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叫“法国知识分子与1960年代‘文革’遗产”，为什么欧洲知识分子从1960年代以来一直对中国“文革”有浓厚兴趣？

沃林：我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论点，“那些人眼中的中国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想象中的中国”。那个时候，法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戴高乐统治下的法国政治感到沮丧，觉得自己生活在极权政府甚至是法西斯主义下。于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就把对革命的希望和幻想投射到了中国身上。另外，当时的苏联已经被官僚主义统治，于是西方青年将中国的“文革”看成对革命精神的发扬。而且，1960年代的西方学生喜欢摇滚、电影，这些都和前苏联格格不入。那么学生和知识分子就得在其他地方寻找发泄口，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第三世界主义”：古巴革命，格瓦拉的游击队还有中国的“文革”。在西方人眼中，“文革”是要保持革命热情。

对“文革”的迷恋不仅是左派，当时整个西方知识界都在关注中国。西方人对自己的文明感到幻灭失望，因为我们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特别是越南战争。西方人对自己的政府感到疏离。连右派都希望中国的现代化不要重蹈西方的覆辙：工业化，大城市重污染，丑陋的工厂等等。于是中国成为1960年代知识分子投射革命热情和希望的对象。

早报：不过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同30年前的中国完全两样了，那批迷恋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沃林：今天的法国已经很不一样了，虽然还有罢工，还有左翼传统，但许多知识分子都已经对“第三世界主义”感到失望，不再觉得拉丁美洲、古巴乃至非洲的人民能发起革命，用建设性的方式打倒帝国主义了。

早报：这批知识分子中，我能想到的有克里斯蒂娃，她在1970年代随法国知识分子代表团来到“文革”中的中国，她去年和今年两次来到上海，而在此之前她已经有30多年没有回到中国。我能感觉到，她对1970年代的中国有些怀旧，对今日中国有些失望。

沃林：我觉得克里斯蒂娃是个案，她是从前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跑出来的。她的《中国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我觉得她就代表了法国知识分子天真的一面。

早报：这本书刚刚在中国出版。

沃林：这本书直到现在才出版？她可能没有全错，但她肯定将中国理想化了。她在书里或者访谈中说过裹小脚有灵性方面的价值，她还在这本书中把中国神秘化了。我们有个专门的术语，叫“东方学”：将异域的、东方的东西神秘化，以服务于西方的利益。“东方学”里的中国不是真正的中国，是想象中的中国，为的是西方目的。但她的怀旧我是理解的。我才到中国两天，我从浦东机场出来时有了如下感想：这地方比美国还美国。人群忙乱，大楼林立，大家争先恐后，追求成功，追求金钱。可能就是这幅景象让克里斯蒂娃产生怀旧的感叹。40年前，中国走的可是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但1990年代，反资本主义到底能走向何方，这是个问题。

早报：现在已经不谈革命了，现在谈的是“中国模式”。很有趣的是，30多年前西方知识分子憧憬中国“文革”，现在的学者和商人们高谈阔论所谓“中国模式”。

沃林：我觉得“中国模式”可能适合中国，但不可能移植到西方，因为我们的政治传统不一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变化十分巨大，令人瞩目，中国在经济上刚刚起步，因此有很大的潜力；美国和欧洲这样成熟的经济体固然羡慕中国的发展速度，但“中国模式”恐怕无法复制。中国经济很特殊：依赖出口、低工资、低利率、高污染，这些都争议很大。

“知识分子总是自以为能改变世界，这个错觉是个大问题。”

早报：你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欧洲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比如你的著作《非理性的诱惑》、《存在的政治》等都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你个人与政治的关系如何？

沃林：这很难回答。我主要通过演讲、写作、教学和政治发生关系。我和“文化左派”、“后现代左派”、“学术左派”不一样，我觉得他们太喜欢抽象理论了。我不喜欢美国左派的一个地方是他们的反自由倾向，还有他们对体制的不信任。他们觉得体制都是坏的。我不认同这观点，我觉得体制、法治这些都很重要。在这些方面我和美国的左派没什么共同语言。可能我有点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