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工柳海南画作《军港》

三亚鹿回头招待所（1960） 罗工柳 作

罗工柳海南画作《半边天》

文本刊特约撰稿 卢家荪

著名油画家，已故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罗工柳先生，曾与海南结下过很深的缘份。1960年他曾经到海南写生，创作了《三亚鹿回头招待所》等海南题材的油画作品。他一生中两次最主要的艺术变革中，油画的变革与海南有着很大的关系。罗先生早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时，与两位海南人卢鸿基和王惠尼结下了深厚友谊。他曾秘密主持过第二至第四套人民币的整体设计和绘制工作，在人民币二元券背面所印制的景观就是天涯海角的“南天一柱”，由此可见海南在罗先生心中的分量。著名雕塑家、罗先生当年的好友卢鸿基的后人卢家荪，深情回忆起罗先生当年画海南的点滴往事。

我在海南工作时，常听一些同行议论，椰子树是如何如何地不好画。这其中包括一些长年在海南生活的本土画家。是故，有一次和罗工柳先生闲聊时，我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曾到海南写过生，想听听他的经验。但罗先生回答：我并没有觉得椰子树有什么不好画，只是感觉海南的光照确实太强烈，不大好处理。不过，我还是画了一些风景，海南的风景很有特色。说完，就找出几幅以前在海南作的写生，这幅《三亚鹿回头招待所》就是其中之一。

油画变革与海南有很大关系

在罗先生描绘海南的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几幅肖像写生：《黎家姐妹》《半边天》《女突击队员》等，几乎他所有的画集都收印了这几幅肖像。但风景却少见，或许，相较肖像而言，他真的不是很满意。然就先生的艺术经历来说，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蜕变”过程。他自称：“我一生有两次最主要的艺术变革，一次是木刻，一次是油画。”而油画的变革就和海南有很大的关系。

1959年秋，罗先生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连续在北京、杭州、广州、大连、武汉、西安等十余城市办了油画习作展览，展览在专业界反响很大。当时，全国都在讨论“油画民族化”，很热烈。罗先生以为“油画民族化”不是空谈，而是实践。他在回答油画“变”（民族化）的关键是什么时说：“我个人的实践是变写实为写意。”为达到“创造中国自己的油画”的目标，他决定在风景写生中寻找新的感觉和手法。他作画的“题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可以说是变人物为草木山川。”

1960年春，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支持下，罗先生开始在国内各地进行油画写生。他首先到了海南，在那里，他环岛画了一圈。30多年后，他在回顾这一段的艺术心路时说：“1960年我到海南岛写生，不知怎么回事，风景画我画不出来了，可能那个环境的阳光把什么都照得太清楚了，有点不适应。到了桂林就好一点，画了《漓江雨》……大概就是有了虚的东西，有了山色空濛，有了空间气韵。”

我想，罗先生在这两个地方之所以有不同的感受，还有气候的原因，以我在海南十几年的生活体验，我觉得，海南的阴天也是很有气韵的，尤其是在刮台风的时候，流云翻滚，变幻无穷。联想起先生曾对我说：练习色彩，主要是多画风景，而画风景，最好是在阴天画，那时的色彩变化最丰富，也最微妙。因此，我以为罗先生并没有认定海南的风景不能画，只是不易画好罢了。实际上，在罗先生结集出版的好几本画册中，也都收了在海南的风景写生，这说明他在海南还是画出了一些满意的作品，只是不多而已。就研究罗先生绘画风格的变革过程而论，无疑，他在海南的写生是不可或缺乏的重要阶段。

罗先生与海南感情不一般

认真欣赏一下这幅风景（《三亚鹿回头招待所》）写生，明显反映了罗先生绘画的写意特点：形式简明和用笔生动。形式简明，是先生在比较、分析了中西方的美术特点后的形式规律认识：“不仅要有‘虚’法，而且要有‘实’法。”在这幅画面中，近景的静和远景的动形成对比，湛蓝的天空和灰白的土地在明度上有显著的色差，强烈的阳光感使观者身临其境，能体会到直晒的灼热。而用笔生动，也就是手法灵活，是先生在油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技法表现经验：“油画要变描为画，进而变画为写。不是描、不是画，放笔直写，而是让胸中波澜通过笔的运动直接倾泻出来。”在此画面中，近处的椰树和远处椰林用笔是迥然不同，近者厚重、朴实，充满勃勃生机的骄姿，远者潇洒，飘逸，富有婆娑摇曳的动态。可以看出，画者在作画时是很激动、很有感情的。

说到感情，据我所知，罗先生与海南的感情还的确不一般，先生早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晚年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如果不是考取了免费生，不是一些朋友帮助，我根本上不下来。”而这“一些朋友”就有海南人，每次罗先生和我聊起往事时，总要念叨：“我在上学时，关系最好的两个朋友都是海南人。一个是高班的卢鸿基，一个是同班的王惠尼。他们在生活上对我帮助很大。卢鸿基，我们一直有联系；王惠尼自抗战初期分手后就失去了联系，不知现在何处？我很想念他。”卢鸿基公是我的先人，因此，我很早就知道，他们在学校时，虽然不同班级，但来往密切，课余总在一起，经济上也彼此不分———他们三人一直在校外合包伙食。特别是卢鸿基公，和罗先生在意识形态上也一致，曾一同投身抗日，这也是先生不能忘怀的———在有关他的许多介绍或研究中总要提到这段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