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我从东城区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回北京二中做语文教师。刚走上讲台，我心中忐忑总怕调节不好讲课时间，只好借父亲的手表戴。我家的经济状况当时不宽裕，买一块手表需要我仨月工资。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得知此事后，给我家送来一百元钱，对我母亲说：“施亮参加工作，我们表示祝贺，这就权当我们的一点儿心意吧。”用这笔钱，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戴了很长时间。我听父亲说，外文所与文学所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工资菲薄，都受过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的馈赠。还有“燕京才子”吴兴华教授，1958年被划成“右派”，“文革”初被迫害致死。他的家属经济状况窘迫，杨绛奶奶借口寻人抄写译作，找到吴兴华大女儿，每每付给她较多的报酬，以接济这一家人。

其实，那一年也是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最窘迫的时期。他们从家中“逃亡”，先是在女儿钱瑗的学校宿舍住一些时候，以后又住到办公室。我随父母去过那间“陋室”，到处是书架，墙边放着行军床，床边一张书桌，窗旁一张书桌，屋内已局促得难以立足了。母亲与杨绛奶奶用上海话唠家常，父亲与钱钟书爷爷则在靠窗的书桌边低声细语，我也凑过去听，他们说的是英语。不过，看他俩的隐秘神情就猜到可能是聊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秘闻。回到家里，爸爸告诉了我钱爷爷拒赴国宴之事，他们是为了摆脱江青的拉拢。我不禁对两位老人肃然起敬。曾有一文用暗讽笔法写，钱先生在清华的同学某位高官如何如何，似乎意在表明钱先生受其庇护。其实，他们夫妇不依靠任何政治势力的特点，恰是知识界衷心赞誉和钦佩的品格。钱先生与杨先生对待那些大人物，从来持守着不趋炎附势、不谄媚、不势利的处世原则。据我所知，那位原是清华同学的高官在“文革”后期走红，他们夫妇绝无巴结举动，更是直接拒绝江青的拉拢，否则也就不会家无立锥之地而东躲西藏了。“四人帮”粉碎后，这位高官失势失意，曾经与夫人数次探访钱家，钱先生与杨先生都在家中热情接待，而他们夫妇杜门谢客则是有名的。

记忆铜镜上，也时常会有一层历史绿锈蒙垢在上面。不擦拭掉历史绿锈的蒙垢，我们是看不到真正事实的。

1978年初夏，我在北京二中当语文教师。语文组的赵庆培老师，是全校的业务尖子。他博学多识，语文教学水平在区里也是有名的，曾经多次进行过示范讲课。有一天在图书馆，我们聊起来。他得知我家与钱家关系较密切，甚为兴奋。问了我许多钱先生的事情。那时候，钱先生仅在国内学术界较为知名，并不若当今海内外皆知。我好奇地问赵老师，您也知道钱钟书？赵老师回忆道，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图书馆阅读《宋诗选注》，教外语的蔡老师近前来，指着封面上钱先生名字说，你知道吗？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啊！蔡老师原在北大任教，他去图书馆借书，却发现每一册书的借书卡都有钱先生的签名，便惊诧地问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人是谁？管理员反问，你在北大教书，怎么连钱钟书都不知道啊！蔡老师顺便又讲了一些钱先生的轶事。从此，钱先生的名字铭刻在赵老师记忆中。赵庆培老师说，他自己一直寻找着钱先生的作品，可除了《宋诗选注》和《通感》一文外，很遗憾未读到其它著作。他问我家中有无钱先生的作品，尤其是《谈艺录》，很想一睹为快。我说，您知道吗？钱先生解放前还出版过长篇小说《围城》，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的，我父亲一位好友杨仲德先生家中存有此书，我也看过。赵老师也很想借来看看，我说此书是珍本，不可能借人的。赵老师表示理解。

以后，赵老师到我家与我父亲会面。他们略作寒暄后，又谈起钱先生。赵老师恳切地说很想拜见钱先生，不知能否引见？父亲沉吟一会儿才说，钱先生工作紧张，平日极少见客。不过，他可以替赵老师问一问。

父亲后来才对我说，他深知钱先生和杨先生不喜欢应酬，也很少见客，许多名人要人甚至外国记者学者都被拒之门外。可是他那天被赵老师一片仰慕之情所感染，决定替赵老师说一说。过几日，父亲高兴地对我说，事情办成了！一天晚上，他与钱先生聊天，讲起赵老师颇想拜见钱先生之事。意想不到，钱先生竟爽快答应说，是个中学教师？那我倒想见一见。他对父亲说，中学教师里真正有学问的人是很有一些的。前一段时期，有一位中学教师给他写信，指出《谈艺录》一处引证失误，他很高兴地回信向那人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