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鲁迅”

然而，吊诡的是，当新世纪来临之后，黄玉峰对他烂熟于胸的鲁迅课的态度，悄然出现了转折。“有一次读林语堂日记，无意中看到鲁迅设了‘鸿门宴’请北新书局的人吃酒，终于为了讨还稿费的事情闹翻，但对并不知情的林语堂，他也一并拍案骂他。林是个晚辈啊，吓得他在日记里直记了鲁迅‘有神经病’。”

“鲁迅的这一套都是我们绍兴师爷整人的招数，先扣上一个大帽子，过去叫‘刀笔吏’。‘文革’里我们受的不就是这个苦吗？”联想到他给人起的绰号，比如厦门大学时期的同人顾颉刚，因为有个酒糟鼻，鲁迅私下提起他，从不称名，总唤做“红鼻”，或者“鼻”，有时干脆就画一个鼻子的符号替代。蔡元培因为清朝时做过翰林，就被起了个“太史”的绰号。更不用提把梁实秋叫做“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把施蛰存干脆叫“洋场恶少”。

就像“狂人”读二十四史，满眼只见“吃人”二字。一夜之间，黄玉峰读鲁迅，似是凭空冒出很多“恶”字来。鲁迅的日记向来只是记账，一日却添了笔“下午得妇来书，颇缪”。这个“妇”指的是鲁迅的原配朱安夫人，他给同在绍兴的弟媳妇写了很多信，却从不写一封给自己的原配，连附一张纸条也没有！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在许广平面前，他又这样开脱，“当时正在革命时代，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

“为什么伟大的思想家，代表中国文化的新方向的旗手鲁迅，却不能解放自己妻子，而让她陷入深深的苦难？是谁在迫害朱安？如果说封建礼教是迫害妇女的后台，那么，实施这迫害的人又是谁？”黄玉峰问。

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鲁迅博物馆，朱安住过的房间被称做“储藏室”，以避开“鲁迅夫人朱安”几个字。“这是公然的瞒、骗、哄，鲁研界为大众构建出一个虚幻来。”

黄玉峰在最近一次重读鲁迅后，说他发现“鲁迅的‘孺子’，并非指什么人民大众，只是说他自己的儿子罢了。”“孺子牛”典出《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说的是齐景公爱他的孩子，自己装作牛，口里衔绳，让孩子骑着玩，孩子跌倒，扯掉了他的牙齿。五十得子的鲁迅也和齐景公一样，有些溺爱自己的儿子，他可以用二十元给孩子买玩具（当时工人一个月工资不到三元），有人批评他，他反唇相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感到受了“蒙蔽”的黄玉峰，写下了《反封建不能成为鲁迅对朱安冷暴力的理由》、《鲁迅留学七年为什么没得到一纸张文凭》、《鲁迅和他的命中贵人蔡元培》、《鲁迅的生活并不朴素》、《鲁迅研究的误区》、《鲁迅的傲气及其他》等一组十余篇文章，十多万言，质疑鲁迅“为人夫、为人兄、为人友、为人师”的所作所为。“我不是要把鲁迅拉下神坛，我是要把他拉下人坛。”

告别“鲁迅”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这段《纪念刘和珍君》中的文字，黄玉峰曾经成百上千遍地带领学生们在课堂里诵读过，每一处衔在喉头不发的停顿，都灌注了直需细味的“斗争精神”。但读着读着，黄玉峰却觉得不是滋味了。后来他知道鲁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最终是为了保护学生而被日寇刺死的。“杨荫榆是在美国读教育的，他们的教育理念对否可以讨论，但不必煽动学生闹事，搞斗争。学生很容易受骗，‘文革’就是一批小将上了某些人的当。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鲁迅的最后十年，尤其是加入左联之后，作品以杂文为主，尤其是费了大量笔墨在与太阳社、创造社、新月派的论战，这向来是鲁迅研究中比较模糊的一块。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对鲁迅的大加抬举就格外凸显。尽管鲁迅的作品中渗透着“与大多数人”联系的张力，但他对胡适主张的“愚民民主”终是看不上眼，鲁迅坦陈的“个人无治主义”也多少暴露出他在政治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结构缺陷。作出此番分析后，学者朱学勤断言：“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

“我们常说鲁迅是在拆台，而胡适擅长补台，但与今读来，胡的文字鲜少歧义，更应该介绍给学生。”黄玉峰说。“‘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胡适能把思想表达得这么明白晓畅，鲁迅却对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三剑客’不顾迫害向蒋介石要人权不以为然，还讽刺挖苦其为大观院里的焦大。”黄玉峰在接触胡适之后，对鲁迅的偏狭就更生敏感。

恰恰在对待鲁迅与胡适的态度上，黄玉峰与钱理群出现了分歧。“我和黄老师的争论，主要就一个问题：中国到底需要鲁迅，还是需要胡适。”钱理群说。早在八年前，黄玉峰便在《新民晚报》发表题为《少一点恨，好吗？》文章，提出在语文课本中应减少鲁迅的恨的文章。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有一次，我问钱理群先生：“鲁迅为什么不自杀？”这位可爱的老人看了看我，似乎早有准备，很动情地说：“因为他有爱，因为他爱得深，因为他的爱大于恨，因为他的恨中渗透着爱！”

受一系列新思考的触动，黄玉峰在学校开设了《鲁迅与胡适比较研究》选修课。他在复旦大学体育馆演讲中所说的“小鹦鹉”，就是胡适塑造的形象：古代有一个寓言说：一群鹦鹉见山中起火，便潜入水底，浸透翅膀，飞而洒之。有人问：“这点水，有用吗？”鹦鹉说：“这是我们的故土，我们不忍心看着它被毁了。”

而作为国内研究鲁迅的权威，钱理群从北大退休后，相继在南师大附中、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进行了一轮“读鲁迅”选修课实验。

10年前，因为痛感课本中的鲁迅选文，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我们不该受骗》、《文学与出汗》等檄文已受学生疏远，黄玉峰策划过一场面向全校师生的一场讲座，题为“痛苦而伟大的灵魂”，在全校掀起了一股争读鲁迅的热潮。10年后，黄玉峰却与钱理群分道扬镳了。

而这10年来，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课，也呈现出逐渐撤离的趋势，几乎每一次鲁迅篇目的调整，都会引发“如今还需不需要鲁迅”的大争议，最近的一次，是今年又传出了“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去掉多篇鲁迅名篇的消息，社会的痒处再一次被搔中。其实，在这一轮鲁迅撤出课本的“引退潮”之前，在黄玉峰老师的印象中，近几年关于鲁迅的试题几乎在考试中绝迹。

“课本中减少一点鲁迅，问题并不很大，但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其背后隐藏着的对鲁迅的认识。”钱理群说。但在黄玉峰看来，“脱离了毛泽东时代的影响以后，鲁迅对学生的影响不再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的孩子本身就越来越独立、叛逆和多元，为他们提供精神底色的不必是鲁迅。”

今年春节前，黄玉峰欣然致电韩寒，夸他“成熟了不少”。那名昔日青涩的“留级生”，如今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小说作家、博客写手，他对当下社会问题尖锐而不失机智的发言，让数以万计的网友津津乐道。有人说，韩寒便是当代鲁迅，但黄玉峰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把韩寒说成鲁迅第二，是对韩寒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