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24日是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从9月22日起，本版从寻访、怀故、忆亲等不同角度连续刊登文章，以增加读者对他的了解，并表达我们对这位文化大师的敬意。

时值中秋，愿大师的百年清辉伴随着当空明月，慰藉着我们对光明的向往。

■爸爸收集过几个先进人物的事迹数十本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爸爸觉得他向往的新世界已经到来，衷心地希望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完全不去考虑已有的艺术成就和地位，全心全意地去做任何分配给他的工作，那些他不熟悉、不会做的事情。解放初期国家还没有礼宾司，爸爸曾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主持过一段外宾接待和国宴事务。送往迎来，安排活动和食宿，准备宴会，甚至排座位、选酒品尝等许多烦琐的事务工作，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动手。记得，接待包括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在内的苏联艺术家代表团，爸爸反复地去查看舞台的地板，唯恐损伤这双金贵的“国脚”。那时，爸爸一天常常工作十几个小时，非常劳累，他曾患有严重的胃病，吐过血，此时他经常犯病。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为做这些与写作无关的事情而抱怨。在新生活面前，爸爸觉得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人”，觉得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已经没有用了，包括他的戏剧艺术，真的觉得都没有用了，因而，自己迫切需要学习，需要彻底地改造。他以一种近乎孩童的天真，来接受新事物。爸爸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人，看问题做事，常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容易偏激、过头、夸张，就像他演戏经常过火一样。他当时就是带着这种性格的感情色彩，来否定自己和自己的剧作；来赞美，可以说是虔诚地崇拜新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爸爸，心里是非常非常快活的。

1954年，爸爸开始写作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剧作《明朗的天》，这是组织上交给他的第一个创作任务。他怀着谦恭的热情投入了新的工作，到军管会领导下的协和医院体验生活，目睹了工作组在医生中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过程。但是这部戏他写得很吃力，最感到困难的是党委书记董观山这个人物。创作中，周围意见纷纷，这个人让这么写，那个人让那么改，今天这个部门审查，是这个意见，明天那个部门审查，是那个意见，爸爸不知改了多少遍，仍难尽如人意，爸爸感到无所适从，很苦恼。这是他创作生涯中第一次遇到的问题，就是作家个人的写作竟然要涉及这么多的人和事。

他还年轻，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爸爸是作为青年代表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当时他才39岁，充满活力，满怀激情。在艺术上，也正处于成熟的高峰期，创作上还有很多很多想法，他跟我们说，新中国成立前写了6个戏，以后至少还应该再写20部。

他由衷地崇敬和赞美涌现在他面前的许多新人物，真心希望按照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写出工农兵的高大形象来。他曾经准备写原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优秀售货员小谢……爸爸花了巨大的心血收集过几个先进人物的事迹数十本，并与他们共同生活。当时我们一个劲儿地催爸爸赶快写，赶上时代的潮流，但爸爸并没有赶潮流，他始终没真正动笔。

尽管爸爸手头有这些先进人物的材料，但是爸爸觉得自己并不真知道他们，并不真熟悉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变成活在自己心中有个性、复杂的人。关键的问题在于，爸爸想要写的真实、复杂的人，当时的政策并不允许。对“人性论”“中间人物论” “广阔题材论”等文艺思想的批判，让文艺为这个服务、与那个结合的种种限制，政治概念、思想主题先行的创作定势，社会舆论的，有形的、无形的条条框框、棍子、辫子，向艺术家压过来，让人不敢写，也无法去写。

而爸爸又是一个流着心血倾心写作并在创作中追求完美的作家，他所要写的，是能够真正燃烧自己的心灵，并使观众在精神上迸发出火花的作品。他不能把连自己都通不过的作品交给观众。

所以，他不能去写，不情愿写，也写不出。他为写不出十全十美的高大形象来顺应时代的潮流而苦闷，更为不能表现他真正熟悉的生活而苦闷，为戏剧的艺术规律、创作原则被扭曲，为自己原有的创作观念、创作方法、创作心理和艺术个性遭到压抑、颠覆和破坏而苦闷！酷爱写作、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与“写不出”的矛盾使爸爸极度痛苦！各种点名的和不点名的批判让他胆战心惊！困惑、失望、恐惧和苦痛加在他这样一个思想深邃、感情丰富的人身上，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手中的笔是这样沉重！经过多少次痛苦的创作尝试，最终，他没有写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来。

后来爸爸虽然写了两部历史剧，但是他对我们说，他不喜欢，也不擅长写历史剧。既然不喜欢，为什么他还要去写呢……

■当时真怕爸爸那些危险的自伤念头

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像爸爸所期望的那样，政治运动、文艺界的批判和斗争年复一年，一个接着一个，永远没个头儿，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人越来越多。爸爸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真想到大学教书，北大……哪个大学都行，我想他们会要我的。”他似乎是想到学术世界里寻找世外桃源，过点清静日子，流露出对当时地位的无奈、无所适从，甚至厌倦。苦闷和压力使爸爸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危险精神症状，因而不得不多次住进协和医院治疗。

那段时间里，爸爸的许多话只能对作为长女的万黛说，他说他怕黑，不敢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管不住地想拿刀子对自己下手。他说他特别害怕，前面有鬼追他，杀他，他要跳楼，从火里冲过去。看他这个样子，万黛哭着对他说，爸爸，你别跳楼！当时我们真怕，怕爸爸那些危险的自伤念头，怕他有一天会突然离开我们。爸爸多次对才是一个中学生的万黛说：“黛黛，我真希望你快点长大，我们能好好谈谈。”他又说，他对文艺界的某个领导怕得要命，被这个领导当众点名做过检查；还说，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说……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爸爸的精神、肉体和创作才能的摧残，更是当初的他所始料不及的。爸爸是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特别敏感，有时甚至有点神经质，他自尊自爱，很要面子。像他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却遭遇到街头挂牌示众，拖来运去被轮番揪斗，半夜审讯、折磨，不让他有一点喘息；随时随地被拉出去，指着鼻子羞辱、恐吓、咒骂，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还有写不完的检查交代，交不尽的外调材料等等。在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下，爸爸几乎完全失去了自信，把自己当成一个罪人。极度的恐惧和罪恶感使他的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好几次，我们真怕爸爸坚持不住了。

“文革”过后，爸爸的精神创伤久久难以平复，他有一段时间很少说话，总是呆坐，身体急剧衰老、恶化，他一次次地住进了医院。

逐渐地，这场灭顶之灾让他开始思考许多问题，明白了许多道理，包括困扰他后半生的许多世事。他一遍又一遍地回顾、审视自己的一生，对自己做了严格的剖析。然而，越是明白，他就越是痛苦，他有太多的苦楚，太多的遗憾，他说他对不起这个人，对不起那个人，接着，又登门向他们“谢罪”……然而，他心里觉得最对不起的还是他的读者，他的观众，他觉得自己写得太少了，“写得少”成为晚年困扰他的最大痛苦。他就是在逐渐明白的痛苦中，带着“来不及挽回的痛悔”走过人生的最后阶段的。

爸爸考虑过再写点东西，他拿起了笔，开了很多头，想过很细的提纲，包括人物性格、小传和相互关系，甚至还有大段的台词对话。他多么希望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写啊，他要挣脱长期禁锢他的精神枷锁，发泄出郁积在心中的闷气和愤怒。但是他又放下了，无穷的磨难已使他的身心枯槁，他再找不回年轻时那种酣畅淋漓、自然浪漫的写作感觉和极乐时光，再也写不动了，就像“王佐断臂”故事中所说的那样：明白了，人也残废了。

1996年，万黛在医院最后一次看见爸爸，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谈话中，爸爸突然问：“黛黛，你说我还能写东西吗？”黛黛看着眼前这个风烛残年的至亲老人，心里一阵难过，一阵犹豫，她知道，如果说“不”，这对爸爸来说，是太残酷了，就连忙回答：“爸，我相信你还能写。”爸爸停了一下，像是对自己缓缓地说：“我要写，我一定还要写。”

回顾爸爸后半生的创作生活，他那么想写，爱写，能写，对创作有那么多想法。但是，他不能写，写不出，写得不情愿，作为一个把戏剧创作视为生命和幸福、为戏剧而生的天才剧作家，他是多么痛苦、委屈和不甘啊! 我们什么时候想到这一点，都止不住地想哭，这正是我们最难过，多次让我们在研讨会上发言时掉泪、痛心的地方。

爸爸是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至亲至爱的人，这几年来，随着对他理解的加深，我们越来越多地想到的是，对爸爸艺术天才和创作悲剧的痛惜与悲哀，这不光是对他个人而发的，已超脱了纯粹亲人间的感情。爸爸的创作苦闷，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戏剧文坛的悲哀。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固然有他个人的弱点，比如他的懦弱、胆小怕事，还有私心，也有人说他世故，屈从。他写了自己内心并不情愿写的作品，在文章中伤害过朋友，等等。爸爸的胆子的确很小，在文艺界，他总觉得自己既不是从延安来的革命作家，也不是国统区的左联作家，内心胆怯而自卑；爸爸还怕出国，怕与外国人交谈临场发挥，他怕说错话，怕偏离“精神”，为此曾受过批评和斥责。“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敢看大字报，上街，不敢听广播，看报纸，甚至不敢到理发店理发，怕人问他什么出身，认出他是谁。1966年12月4日，红卫兵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抓彭、罗、陆、杨事件”，爸爸因此而失踪。我们急坏了，到处去找。后来，周总理讲了话，才放了他。回家以后很长时期，他对家人的问话一言不发，成天关在家里，连窗帘也不敢开，随时随地担心再被抓走。

人是复杂的，爸爸不论在创作、为人，还是家庭婚姻上，也是一个复杂的人。比如，爸爸是一个艺术的行家，但在政治上却十分幼稚简单，再加上他感情化的艺术家气质，如前面所说的偏激、做事过头，这种偏颇和政治上的自卑往往使他过分地否定自己，虔诚地轻信和服从，他永远搞不清，更驾驭不了复杂的政治斗争。这些都是爸爸的弱点。

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像爸爸这样的一位才华出众的剧作家，一生只写了9部戏，尤其后半生几乎没写出什么好作品，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除了探讨他个人的责任以外，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我们想，对于曹禺的苦闷和创作悲剧，对于其他任何一位艺术家和艺术现象的分析和评价，我们的研究都应该是社会的、历史的和辨证的。应该说，曹禺的苦闷和创作悲剧，从根本上还是一种超出纯粹个人行为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