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基于这种认识来重建独特的生活世界

遗憾的是，现在的人们已经普遍忘记了，其实中国文化的自身要求，首先在于通人而非专家，完人而非学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才是他那个时代罕见的百科全书式人物。由此才造成了，何以当时的人看待梁启超，和现在的人回看梁启超，会有如此不同的判定。

事实上，只有像他那样的通人与完人，基于他当时所占据的辈分和口气，才有可能以一己之力量，振笔写下大气磅礴、首尾贯通的文化史巨作，而这种巨著的阙如，是到现在我们都引以为憾的。

令人痛恨的是，居然一次庸医的失误——而且这庸医的权力又是来自西方科学的话语霸权——使得所有这些可能性，居然都没有成为现实！

反过来试想，如果孔子当年竟也只享年56岁，所以只是来得及 惶惶地奔走于各国之间，而没有来得及删诗书、定礼乐和开门授徒，那么我们还能看到那个被说成倘无此人便会“万古长如夜”的夫子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非常惋惜地提出，作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在这里只是短暂地经历了一个未竟的后期——这是一个人间的悲剧，一个最富浮士德意义的事业悲剧！

正因为这样，正写到最佳状态、写到兴头上的梁启超的突然弃世，就不仅是他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损失。我甚至猜想，如果作为四大导师之首的他还活着，清华国学院也有可能还会继续办下去，那将对中国文化产生更加不可估量的影响。

所以，只说梁启超个人在学术上，还有一个未竟的后期，那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他在开门授徒和教书育人方面，同样有一个未竟的后期——甚至可以说，那中间所潜伏的可能性也许更大！

而且，梁启超所展示的那种可能性，至今也仍要被我们一以贯之地继承，因为从今开始重建的清华国学院，仍然是要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基于这种认识来重建独特的生活世界，而这正是梁启超想要做到、而未及完成的伟业。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