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篇捉刀之作，一个受同情的“被剥削者”

俞平伯一生著述丰富，但在他最有成就的《红楼梦》研究领域，竟然会有四篇文章是署了他的名字却由别人代笔的，这实在是有些令人费解。

孙玉明告诉记者，王佩璋代写《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以及《红楼梦简说》（由前者缩编而来）有一些特殊性。1953年，外宣刊物《人民中国》约俞平伯写一篇向海外读者介绍《红楼梦》的文章，俞平伯写成了《红楼梦简论》，为谨慎起见特意请了自己的朋友、当时中央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胡乔木提意见。胡乔木认真地提了意见，俞平伯却没有修改《红楼梦简论》（后发表于《新建设》杂志），而是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告诉王佩璋，请她代笔，写成《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发表于《东北文学》1954年2月号），又在此基础上缩写为《红楼梦简说》（发表于1953年12月29日《大公报》），《人民中国》则将其编辑为《红楼梦评介》发表。此外，还有一篇曾发表于1954年《文汇报》的《我们怎样读红楼梦》，也是王佩璋代笔的作品。这些情况，在1954年10月批判俞平伯的座谈会上，王佩璋曾作了说明，后来写成《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发表于1954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成为对俞平伯的批判潮流中的重要一环。

俞平伯让王佩璋代笔，刘世德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建国初期，从旧时代过来的老先生们不熟悉当时写论文的一套模式，他们的学术文章大多是随笔式、散文式的，而年轻一代受的都是苏联文艺理论的教育，掌握用马列主义审视研究文艺作品的语言与格式，因此在面对媒体约稿时，俞平伯让年轻的助手代笔，显然更能符合当时的要求。

虽然代笔有时代因素，俞平伯也对王佩璋的写作进行了指导，五十年代初期学术规范也尚未建立……然而无论如何，文章发表时，没有署上王佩璋的名字。这一切在批判会上被揭发出来之后，王佩璋显然成为受同情的“被剥削者”，何其芳对此进行了批评，俞平伯自己也检讨说这是封建师徒关系。

这种“封建师徒关系”的定性，后来成为笼罩在俞平伯和王佩璋之间的一个阴影。据刘世德介绍，直至1957年俞、王二人勘校的八十回本《红楼梦》出版时，王佩璋为了稿费的分配问题还闹过纠纷，认为自己工作辛苦，应该至少和俞平伯平分稿费，直到所长何其芳出面调停，才解决了矛盾。老党委书记王平凡也感慨，这样的僵局，令当初安排王佩璋担任俞平伯助手的何其芳始料不及。

而在俞平伯被批判之后，并未得志的王佩璋认为几年的勘校工作浪费了自己的光阴，在勘校本出版署名时，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惜时”。

■一个有个性、要强的人，偏偏遭遇时运的捉弄

刘世德告诉记者，王佩璋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很要强的人。

她有一辆进口的凤头自行车，怕车子被人弄坏，她天天不辞辛劳把车子用肩扛到楼上的办公室，大家都笑她做了车子的奴隶，她毫不理会。

办公室里，同事们也会给她提意见，说她的文章写得太朴素太直白，文笔不够优美，理论深度不够，她表面上接受，心里却不服气，私下写了好几篇词藻丰富、讲究理论的文章，拿来给同事们展示自己的实力。

同事朱锦霞对她印象最深的是，她口才厉害，常常在办公室里跟大家辩论，并颇为此自得。

一个有个性、要强的才女，偏偏遭遇时运的捉弄。

刘世德感叹：“如果她是大学里一个平凡的女生，毕业后做一份平凡的工作，大概后来也不至于发生那么多问题。”她不幸因为出类拔萃做了俞平伯的助手，又不幸在1954年的红学大批判中被推上了人生的最高峰。批判大潮过去之后，她从天上跌回地面，并未得到更多的重视，这使她感到失落。1956年反右前夕的“大鸣大放”运动中，王佩璋作了长篇发言，力陈自己成长、奋斗得如何艰苦而不受社会重视，讽刺某些新贵的作风像公子哥儿。这番有吹捧自己打击别人之嫌的言论，最后在反右活动中被定为“右倾言论”，使她受到打击。

1957年全社会的“大跃进”浪潮，将学校、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卷向生产第一线，文学所的成员，一批下放农村，一批下放工厂，王佩璋下放到国棉三厂劳动。其间她遭遇了多大的精神刺激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后来她做过两件事：一是当时社会上肥皂短缺，她便大量地购买肥皂；二是在劳动当中，她往机器里掺铁砂子，被定性为破坏革命生产。在当时，这样的问题足以使人坐牢。但是一向保护研究人员的文学所只是将问题定性为“思想问题”，对王佩璋进行思想教育之后开除公职。惜才的何其芳还特意为王佩璋联系到政治环境更为轻松的中华书局当编辑，但她始终不愿去，就这样在家一直拖到了“文革”。在被街道红卫兵冲击、批斗之后，她投水自尽，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网络上至今有人为王佩璋的悲剧命运而唏嘘，并盛传她一直未婚，没有后代。“她成家了，但从来没听她提起家庭的情况。”刘世德这样说。孙玉明则说，自己的《红学：1954》出版之后，他期望王佩璋的家人能看到书，能与他联系，提供关于王佩璋的更多的信息，然而，从2003年书出版至今，从未有过王佩璋家人的消息。

而曾处于红学批判风暴中心的俞平伯，虽遭遇了严重的冲击，却依旧得到了文学所的领导和同事们的保护和尊敬。据刘世德回忆，1957年全国第一次评职称，文学所仅评了三个一级研究员，除了钱钟书与何其芳，还有一个人就是俞平伯。他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并未因大批判发生大的改变，“他依然是人大代表，依然在搞研究，这种注重思想批判的运动，虽然后来越来越离谱，但尚未发展到‘文革’时对批判者进行身心迫害的疯狂地步。”孙玉明在《红学：1954》里这样写道。

■供图/小艾

■历史背景

1922年，俞平伯在胡适的影响下写成《红楼梦辨》一书，成为“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951年9月，俞平伯修改《红楼梦辨》并增加5篇新作，以《红楼梦研究》为书名重新出版。

1953年5月，《文艺报》第9号热情推荐《红楼梦研究》，并肯定了俞平伯30年来的红学成就和权威地位。

1953年10月至1954年7月，俞平伯又陆续发表《红楼梦的著作年代》、《红楼梦简论》等。其中《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红楼梦简说》、《红楼梦评介》、《我们怎样读红楼梦》系王佩璋代笔。

1954年9月，李希凡、蓝翎投稿并附信给《文艺报》，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但未受重视。该文转到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信有关人士，肯定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批评文艺界“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错误倾向，指出对俞平伯应采取团结态度，但应批判其错误思想，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1954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王佩璋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

仅1954年10月到1955年6月，批判文章的总字数便逾百万。几乎所有的文艺理论家、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学者都卷入其中。

1955年2月，俞平伯在《文艺报》第5号上刊登公开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表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

（主要摘编自《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

在中国红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较大的学术论战。而发生在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则明显不同于其他的学术论争，从而超越学术层面而扩展到其他各个领域，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

本来，当“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及《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与俞平伯商榷时，论争的性质仍然停留在学术层面，但在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亲自指挥和领导下，这场学术论战便彻底改变了性质，批判的锋芒也随即指向了统治中国学术界达三十年的“胡适思想”。

领袖人物的介入，举国文人的参战，批判对象的更换，论辩演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这场运动的之后，思想性和艺术性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指导文学艺术研究的理论模板。

（摘自《红学：1954》）

邂逅历史

◎张伟

我本一闲人，根本没有想到会与“红学”发生联系。在今年北京的一次小拍卖会上，偶然发现一册解放初期写本，题王佩璋款《红楼梦简说》，起拍价八百元，民国纸，工整书法，就是不知道王佩璋是何许人，网上查询到的一段背景勾起我的兴趣。

由此我知道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知道了1954年那段有关红学的论战；知道了一篇文章引来的红学地震；知道了三个“小人物” ：王佩璋、李希凡和蓝翎。于是不管真假，我毫不犹豫地花掉了3584元拍下了这部文稿。

灯下细读文章，感觉到扑面的历史，坎坷的人生，老师俞平伯是顶过来了，学生王佩璋的人生惟有悲惨可以概括。于是将手稿推荐给北青报的记者，望她代我追寻下去。

记者又走访了许多人，疑问慢慢解开，当事人许多已经作古，只有李希凡目前还健在，还听说王佩璋也结过婚并有孩子（没有查证）。手稿被王佩璋的同事看过，认为不真，没有更多的依据可查，只有认为是赝品了。但我还是要感谢假借王佩璋名义誊写《红楼梦简说》之人，让我重读了历史，也希望王佩璋的亲人、同学、同事和我这个陌生人一起再揭开尘封的历史，告知后人，希望悲剧不要重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