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钏投井、瑞珠触柱（局部），刘旦宅绘  专家认为这份来自拍卖会的手稿是赝

王佩璋是谁？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的四篇文章为什么由她代笔？她怎样加入了1954年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她后来的命运如何？

■编者按

今年是俞平伯先生诞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他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卓有贡献，却也因为“红学”在上世纪50年代遭受了严厉的批判，那是一场已经载入史册的“运动”。不过，今天本文的重点并非俞平伯先生，而是一位与他有关的“小人物”。这位女性在那场大批判中曾崭露头角，甚至将那段岁月称为自己的“黄金时代”，然而，她终究在自身性格和时代命运的拨弄下，消失在历史的暗影中。

对这位女性、这段历史的追寻，从一份来自拍卖会的“手稿”开始。

■一件“假文物”，不期然撞开历史之门

这是一份约十六开大小的文稿，毛笔书写，发黄的稿纸上有“民国”的字样。文章开头题为《红楼梦简说》，文末署名“王佩璋”。秀丽流畅的小楷，竖行从右向左写，句子之间有断句的顿点，却无标点符号。另有多处用朱墨涂抹修改的痕迹。继续翻读，会发现在《红楼梦简说》一文的后面，其实未加标题地直接接续了另一篇文章——内容为《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

稍加查询便可得知，前者是署名俞平伯实际为其助手王佩璋代写的文章，后者是王佩璋说明自己为俞平伯代写《红楼梦简说》等四篇文章的前后过程。两文均发表于1954年，在诸多公开刊行的《红楼梦》研究资料中可以看到。

1954年是红学界天崩地裂的一年。李希凡、蓝翎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批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引发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红学大批判”运动。批判开始后，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为其代写了四篇文章的事实曾广为人知，王也因此成为批判运动中重要的一员。王佩璋执笔的《红楼梦简说》与俞平伯大受批判的《红楼梦简论》不仅甚有渊源，文章题目也仅一字之差；而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在那段历史中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两篇文章为何写在了一处？若这份手稿是王佩璋的笔迹，那岂不是很有历史价值？记者为此走访了有关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不仅是著名的红学家，也是王佩璋当年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他熟知王佩璋的工作状况，也了解其写作习惯和笔迹，在看到这份文稿时，他立刻给出了几条非常明确的鉴定意见：

1）此乃伪托之作。

2）从笔迹看，显然不是出于王的手笔。

3）王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其底稿无用毛笔书写者。

4）王是1953年大学毕业的青年学生。第一，她写稿用的是简体字，而不是繁体字；第二，她写稿用的是文学所的专用稿纸，而不会是这种信纸；第三，她写文章用的是新式标点；第四，她不可能用朱墨修改文章。

5）作伪者似不知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或者是不知晓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写作习惯，或者是根本不知晓王的年龄。

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看到抄件之后，也说：“这肯定是假的，那个年代谁会公然用带‘民国’字样的稿纸写稿呢？”

看来，这是一份假文物。当记者把专家的鉴定意见告诉在拍卖会上买下了这份手稿的张伟时，他的态度却相当豁达：“没有关系，我很感慨的是，因为这份东西，让我这样一个与红学全无关系的人，竟然接触到那段历史，了解到其中人物的命运，这在过去我们都是完全不知道的！”

文物造假者的动机和目的固然可鄙，然而这份不光彩的伪件，却不期然地为我们撞开了一道历史之门，五十多年前的人物和事件在浮尘中闪现，令人注目，也引人唏嘘：王佩璋是谁？著名学者俞平伯的文章为什么由她代笔？她的命运如何？她是怎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出场又是怎样消失的？

这一切，让我们无法轻易错过已经打开的时光之门。

■一篇批评文章，激发了“两个小人物”挑战权威的热情

“她的桌子在我的桌子前头，在她的椅子背后有一摞跟我的桌子一般高的、她校点的《红楼梦》的稿子。”刘世德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王佩璋当年在办公室里的样子。

1953年，王佩璋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社科院文学所。据文学所的老党委书记、90多岁高龄的王平凡介绍，王佩璋刚到就被副所长何其芳安排做了俞平伯的助手。俞平伯当时的科研项目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勘校整理，王佩璋便承担了大量具体而繁琐的基础工作。

在刘世德的记忆中，王佩璋是一位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她能将《红楼梦》倒背如流，对红学研究颇有心得，对古典诗词极为熟悉，发表过一些学术文章，水准不错。

1955年刘世德到文学所工作的时候，震动全国的红学大批判已经过去。他说办公室里的年轻人一起聊天时，王佩璋每每会提及那一年的讨论，说那是自己经历的“黄金时代”。那年的讨论会，参加者皆为著名的专家、学者，年轻的王佩璋常常被邀请与这些名人平起平坐，令她备感兴奋。她常常会聊起座谈会后和这些重要人物在萃华楼这样的地方吃饭的情景。

那一年，是王佩璋生命的高峰，也是她滑向悲剧命运的起点。

“一个棋子。”孙玉明这样感叹王佩璋的命运。在《红学：1954》中，他详细地写下了王佩璋被时代大潮裹挟至浪尖的偶然与必然：

1953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建国后第一个《红楼梦》排印本，正在协助俞平伯进行《红楼梦》研究的王佩璋，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立刻投稿《光明日报》对此校本进行批评。《光明日报》将稿件转给作家出版社，这家权威出版社不仅对王佩璋“表示感谢”，还邀请其“协助”工作。双方的文章于3月1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后，激发了“两个小人物”向权威挑战的热情——当时年轻的李希凡和蓝翎看到以后，决意写文章向大学者俞平伯商榷《红楼梦》研究的问题，批评的对象便是发表于1954年3月初的《红楼梦简论》。他们哪里知道，启发他们挑战权威的王佩璋是俞平伯的助手，而俞平伯写作与发表《红楼梦简论》的曲折过程，与王佩璋为其捉刀代笔后来的几篇文章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