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4日，周海婴“百日”时全家合影

手稿本中的“原貌”

从《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可以看出，许广平原来撰写的《鲁迅回忆录》在1961年出版时被删改的地方。

在手稿本的第五章“所谓兄弟”中，许广平写道：“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如1928年9月2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又1932年10月31日，买‘周作人散文钞一本’。这可见他的伟大襟怀，在文学上毫没有因个人关系夹杂私人意气于其间，纯然从文化上着想。”后来出版《鲁迅回忆录》时，对手稿中出现的鲁迅对周作人文章的认可予以删去，加入了相当篇幅的周作人附逆及中伤鲁迅的有关内容，及对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阶级分析。

在手稿本的第九章“内山完造先生”中，许广平写道：“有个妇女从店后走到外面去，经过我们身边，内山先生就指向我们说：这是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夫人，并且又说到郭先生曾住过他的店内。到后来日子一久，了解的更多了。郭先生住在日本，每有写作，寄回中国，都是内山先生代理，收到稿费之后转交给日本夫人，再由她买成中国土产带回日本去。”有关郭沫若日本夫人的相关文字在出版《鲁迅回忆录》时尽数删去，估计是为了维护郭沫若当时的形象。

手稿的第十四章“与北新书局的关系”则在此前从未发表，新版给予恢复。周海婴指出：“鲁迅当时不是像现在有些作家这样有收入的，他是靠稿费吃饭和治病的，北新书局欠了他很多稿费，他没办法，就找律师起诉了北新。北新逐步还了他的稿费，但有没有还清，谁都没再追究。北新后来和我党有什么关系，和生活书店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时这篇文章就拿掉了。”

《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具有时代色彩的表述方式也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如许广平在第七章“我又一次当学生”回忆鲁迅单独教她的情景：“尤其重要的，是他认为每个人基本上不可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思想在文学工作者的重要性。自从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信了这个真理以后，就不但用它来‘煮自己的肉’，而且也执着地以之教育他周围的人，使真理之火从自己的身边燃起。”

朱正的“正误”

在1961年《鲁迅回忆录》出版后，学者朱正写了一本比《鲁迅回忆录》字数还多的书—《鲁迅回忆录正误》。这本书是朱正在冯雪峰的指导和帮助下写成的，而许广平曾经称冯雪峰为鲁迅研究“通人”。1979年出版后，书中的一些结论被鲁迅的传记作者普遍接受。吴中杰认为：“过去，不但研究者所写的鲁迅形象不同，而且回忆者对于同一件事的回忆也有所不同，这是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不同之故，也是文艺服从于政治的结果。在这方面的辨正工作，朱正做得很好。”

当朱正听说《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出版的消息后，专门到长沙的书店找这本书，可惜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还没有看到这本新书。“《鲁迅回忆录》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而写的，第一次印刷的版本错误很多，第二次印刷时已经修改了很多地方，但是有些错误还没有改干净。这次出版的手稿本，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心里还是有保留的。从鲁迅研究的专业角度来说，可能史料价值会很有限。”朱正说，“我关心的是，对我质疑《鲁迅回忆录》的内容，这本新书有没有一些正面的回应。”

周海婴、马新云在《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序《妈妈的心血》中指出：“注释中的《正误》一书，均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朱正先生所著《鲁迅回忆录正误》。此书对1961年版的《鲁迅回忆录》提出十四处正误，这十四处与手稿本完全相关或有些相关的十处，我们予以了注释，其余四个无关之处不在此赘述。”

《鲁迅回忆录》中说，1932年鲁迅的北平之行躲过了敌人的逮捕，《鲁迅回忆录正误》认为“此故事是虚构的”，“当时北平政治形势并不怎么险恶”。《鲁迅回忆录》中根据陆万美的回忆，说明鲁迅北上是“党的安排”，“为转道赴苏”，《鲁迅回忆录正误》提出异议，认为鲁迅北上只是为了省亲。

许广平的手稿本中说：“曾经盛传过一个故事：就是鲁迅托人带了两只火腿到延安，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各位领袖。那火腿是带去了。听说到了西安，再也不能通过了，只好在西安的同志代表食了，但一剖割开来，里面却还有书信。”《鲁迅回忆录正误》通过仔细的考证，认为此处三点有误：一、鲁迅当时送往陕北的火腿是一只而不是两只；二、火腿没有送到陕北的原因，是因为火腿好吃，被西安人员留下来吃掉了；三、火腿夹带书信是莫须有的事。

还原鲁迅，普及鲁迅

近年来，关于鲁迅的重新评价和研究此起彼伏。在中学校园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各地不时出现语文教材中要减少鲁迅作品的传闻。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安波舜是《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责编，他认为：“上海地区的一些教材把鲁迅的文章拿下来，加上娱乐明星，我对此深恶痛绝。”

对在当下出版《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原因，安波舜解释：“现在很多误解，是在研究鲁迅过程中，年龄稍大的人都知道，‘文革’以前、‘文革’以后，不同时代赋予鲁迅不同的色彩，本来他是文学家，‘文革’时成为伟大旗手，‘文革’后，大家就对鲁迅精神有了认识误区。我们要把鲁迅从极左的意识形态中还原出来。鲁迅对人民、对群众、对弱势群体‘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敌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他不是今天知识分子的犬儒精神，而是公民精神。大家都说要坚持正义，没有鲁迅，就没有公平和正义。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天平，天平就体现在鲁迅精神上。”安波舜的编辑方法是恢复原貌：“原来有好多手稿上写得好的地方、提法、评价、细节被改动或删除了，这次我们把手稿完整呈现出来。”

资深出版人张昌华2009年曾编辑出版《鲁迅的艺术世界》一书，他从出版的角度分析，《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在今天还是有出版的价值，因为具有历史价值。张昌华也指出，目前社会对鲁迅的确存在不少误解。据他在接触中感觉到，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正当盛年，为弘扬、普及鲁迅文化在不断地“呐喊”，创立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演讲、出书、办展览、拍电视，整日奔波忙碌，真有点“拼命三郎”精神。

《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出版的主推人之一周令飞说：“今天用原貌出版这本书，我觉得不在乎这里面还原了多少，百分比是多少，有多少和当时有差距，而是恢复作者本意的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文化史，很多都存在不真实的。这样的不真实的历史、有缺陷的历史，如果不马上纠正，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周令飞介绍，他在2000年后，找到了新的方向：还原鲁迅和普及鲁迅，要让鲁迅回到以前的本来面目。“从鲁迅逝世到1949年后，我们有很多回忆鲁迅的文章，那时描绘的鲁迅比较真实，是全景式的，但后来就越来越平面了、一元化了。这是一个时代造成的，不单是对鲁迅，对所有事情都一元化了。我们把鲁迅再还原，是要把原来的东西再找回来。今天出版这本书是有原貌的，不是说我们要和过去比，而是要大家看到原貌，过去的版本可以忽略不计。”

在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原貌中，第一章就指出：“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他时刻想着如何才能尽力做好宣传，唤起群众的工作。虽然那时党没有明确给予他责任，但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

吴中杰通过仔细的考证和分析，认为：“谈到鲁迅的文学思想，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遵命文学’这个口号。赞成者借鲁迅来宣传这个口号，反对者因这个口号而批评鲁迅。但实际上，鲁迅并未提倡‘遵命文学’，而且他的文学思想也与‘遵命文学’格格不入。”吴中杰指出，从鲁迅历来的文学见解看，他是最反对配合形势，命题作文的。“鲁迅很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