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鲁迅。

近年来，关于鲁迅的重新评价和研究此起彼伏。在中学校园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各地不时出现语文教材中要减少鲁迅作品的传闻。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安波舜是《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责编，他认为：“上海地区的一些教材把鲁迅的文章拿下来，加上娱乐明星，我对此深恶痛绝。”

2010年3月，《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出版。此书名为“手稿本”，是因为半个世纪以前曾经出版过一本《鲁迅回忆录》。鲁迅之子周海婴认为：当年的版本是“妈妈执笔，集体创作，上级拍板”，有不少违背作者原意并被要求改动的痕迹，而真正表达许广平原始思路的是被“创作组”改动前的“手稿本”。

“何者应删，何者应加”

1959年8月，鲁迅的遗孀许广平时时被高血压困扰，依然满怀激情地开始《鲁迅回忆录》一书的撰写。周海婴回忆：“看到她忍受高血压而泛红的面庞，写作中不时地拭擦额头的汗珠，我们家人虽心有不忍，却也不能拦阻。”

这一年11月底，许广平完成《鲁迅回忆录》后，在前言说明撰写这本书的原因：“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这本书不足十万字，分为十四章，起初在北京《新观察》上连载。

许广平特别在前言中指出：“从这回的写作来说，使我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注：手稿中‘许多同志’原写为‘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后删除）。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注：手稿此处原有‘如关于女师大事件，就是接受了邵荃麟同志的意见而添写的’，后又删除）。”基于这种“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鲁迅回忆录》在正式出版时，受到大量的修改，有些地方被删除，有些地方则增加内容，包括许广平的这篇前言也是如此。在出版单行本前专门开了座谈会，有些领导提出意见，许广平再根据这些意见进行删改。周海婴回忆：“当年，中国发表文稿、书籍是有纪律的，编者和主编都有权改稿，能不受约束的也只是极少数人。我母亲没有这种豁免权。有个不可靠的旁证，作家唐弢当时参加了那个会，他对他朋友说：会后我看到许大姐脸色很不好。”

1961年5月，《鲁迅回忆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很快引起读者和鲁迅研究者的反响，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出过多本鲁迅研究著作和传记，他回忆当年的亲身经历：“许广平生前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我是读过的，很感失望。主要是太政治化，有些内容不实，好像有许多该写的事情没有写。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作者也有她的苦衷。记得1960年暑假，我与两位毕业班学生王继权、盛钟健到北京进行鲁迅研究访问，许广平就向我们热情地推荐冯雪峰，说上世纪30年代他是代表党来与鲁迅联系的，有些情况我不知道，只有他知道。这个态度，与两年多前反右派运动时在文联作协批判大会上对冯雪峰的严辞申斥，判若两人。可见有些话，她是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言。当然，有时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把人的思想给搞乱了，何况这本书还是在周扬等人的‘指导’下写成的。鲁迅夫人写《鲁迅回忆录》，却要被鲁迅所斥责的周扬来‘指导’，这本身就是滑天下大稽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