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如果不改行，我也很可能是个大右派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蕙心兰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你和你太太两家都家学渊源，有学者还专门研究“张家四姐妹”，当作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缩影，你自己是怎么看“张家四姐妹”的？

周有光（以下简称“周”）：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大笑），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两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姐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吉友，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上海、苏州兴办新式教育。他用父亲传下来的财产，广办学校。后来，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搞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笑）。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确实比较先进、开明，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他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不给儿女，只给儿女教育。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10个，4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丈人的学校教过书，叶老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4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大笑）

南：你和张允和相爱的经历是怎样的？

周：我与我的老伴张允和结识，是因为我的九妹在张允和父亲办的学校里读书，并且与张允和是同班同学，这样张允和就经常来我家玩。我和她从认识到结婚的8年时间里，可以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当时我的一个老师在浙江杭州创办新式学院，要我去教书，我大概教了两年。而她本来在上海大学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当时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笑）。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3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讲得那么好！”（大笑）后来我们都离开杭州，结婚了。结婚之后，我丈人给张允和2000块钱做嫁妆，那个时候2000块还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就用这2000块去日本读了1年书。我们70多年的婚姻的确是很幸福。

南：听说你们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吵过架？

周：别人都说我们结婚70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3年前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大笑）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个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俩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