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他当“文化汉奸”的原因，固然有“行刺周作人”一案的阴影(估计是日本人搞的把戏)，但更主要的不外是为家室所累，为盛名所累，和为他爱好安逸生活的“乐生”观念所累。当时周建人、胡适、冯雪峰等人不论出于亲情、友情还是党性，都曾经去函力邀他离开北平去大后方，然而终于都没有成功。但周作人当了“文化汉奸”，也并“没有杀人放火”(毛泽东评周作人语)。相反，据他的邻居回忆，他当年也曾接济周围的贫民(见徐淦文)。根据贾芝的回忆，李大钊的儿子和女儿也是因为他的援救，才得以逃出生天，到达延安。

抗战胜利之后，周作人当然大大倒霉了。先是作为汉奸锒铛入狱，在北平和南京的老虎桥坐了将近三年牢。后来终于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又成为“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非公民”，地位还比不上入中国籍后的信子。不过五十年代有一段时间，他还可以通过翻译论著为生，这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以每月四百大洋被“养起来”翻译希腊和日文的著作了。只是好景不长，先是大儿子被打成右派，再是“文革”中家产、藏书、房屋被没收，自己受到“红卫兵”小将的武斗冲击，最后在八道湾的小厨房中孤零零地死去，至今无人知道确切的死因。这正是应了一句“寿多则辱”。

读到当年围绕周作人去不去大后方、任不任伪职的种种曲折经过，我总不免为之扼腕。这倒不光是因为周氏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因为如此一来，他的文字多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禁区，他的收藏以及和故交的通信在“文革”中多数付之一炬或不知所终，让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失掉了多少宝贵资料。

真的是“自古艰难唯一死”吗？不在周作人的处境中，我不愿意轻易下道德判断。然而我又常想，鲁迅必不会如此。看看杨杏佛遇刺之后鲁迅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他始终是“宁折不弯”的硬脾气。也无怪乎周建人要说这位二哥的性格是“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一句话，软弱而有时近于“昏聩”(鲁迅的评价)。回顾历史，周氏昆仲的一生经历可不就是暗合“刚不可久，柔不可守”的八字真言吗？

(摘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冯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