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学问家、大作家和青年导师，少年青年时代手足情深，后来却兄弟阋墙，闹得后半生老死不相往来。关于两人交恶的前因后果，他们的朋友相识们七嘴八舌、众说纷纭，两位当事人却讳莫如深，不置一词，以至于今天还是谜团重重。

我对周氏兄弟的文字都是很佩服的。鲁迅擅长写“匕首投枪”式的小品文，辛辣尖锐，一针见血，固然高明之至。可是周作人的“冲淡”之作，没有深厚的学问打底，没有清晰思辨的头脑和见识，也根本写不出来。两人文中意境的对比总让我想到一句:岳峙渊停。鲁迅的高超识见、敏锐眼光固然成就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道绚丽风景，周作人的浑厚广博、耐人咀嚼又何尝逊色？然而周氏昆仲的“生前身后名”是大相径庭的。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者曾经长期受到政治的干预，鲜能享受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史”的奢侈。周作人在日占时期曾在北平出任过教育督办的伪职，而一九四九年以后，鲁迅在中国大陆被树立为“革命文学家”的旗帜，“文革”时期更是“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即，只能阅读和研究鲁迅与浩然的作品。因此，周作人研究较之于鲁迅研究，难免相形见绌，人气偏低。幸好最近几十年大家的胆子慢慢大了，眼界渐渐宽了，周作人研究的资料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学术成果也得以面世。

最近重读《知堂回想录》，顺带又读了一遍陈子善编辑的《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关于《知堂回想录》以后我会另外撰文讨论，这里先谈谈《闲话周作人》中描画出的知堂的面目。《闲话周作人》选入短文凡三十余篇，作者包括周建人这样的亲人，唐弢、贾芝(贾植芳的兄长)、曹聚仁、李霁野、施蛰存、楼适夷等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文洁若、张中行这样的晚辈文人，还有当年日占时期在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编者说是选了八十年代以来公开发表且有较大影响的文字，并且广邀周氏在海内外的门生故交撰文而成集的。这本集子的特色在于既包括了一些过去不为人知的周作人中年晚年生活情况的记录，也体现了周氏过世几十年之后，尘埃落定，大家可以较为从容客观地评价周氏功过的心态。所以，虽然这本集子并不是学术性专著，也不见得面面俱到，可是的确从不同人的眼里展示了不同的周作人，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据我看，集中诸文重点阐述的关键处有几点。一是周氏兄弟当年何以交恶；二是周氏在北平担任伪职的来龙去脉；三是周作人晚年、包括抗战胜利后坐牢和“文革”前后的经历。周建人的文章带了浓重的感情色彩和“党性原则”，当然是扬鲁(迅)贬周(作人)。但他提供的一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周作人的个性。据他回忆，两兄弟交恶，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信子奢侈，花钱大手大脚。佣人雇了一堆不说，自家的日本弟弟妹妹乃至父母都要招至八道湾供养，孩子一生病必用专车请日本大夫上门，鲁迅曾感慨自己用黄包车拉回的钱赶不上他们用汽车送出去的。

在周建人的笔下，信子就是一个不知好歹、歇斯底里的女人。可是在周作人忘年交徐淦的回忆中，五十年代的信子谦恭、节俭，待客周到，并不是周建人文中描述的那样。是否信子在周作人落魄之后性情大变姑且存而不论，从周建人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周作人对于妻子和子女的宠爱甚至溺爱。周作人可能算不上好儿子，好兄弟，但绝对是好丈夫，好父亲。当年鲁迅到底怎么得罪了信子，现在谁也说不清，可是周作人当初的表现是第一时间跳出来为太太撑腰，不惜和兄长一刀两断、和老母撕破脸皮。大家评价周作人为人温厚大约是参照鲁迅的嫉恶如仇、说话不留情面，殊不知至少在家事方面，周作人也有激烈的一面。

周作人在北平日占时期担任伪职当然是他在政治上洗刷不清的污点。据当时中共地下党领导许宝骙回忆，在前任教育督办死亡需有人接任的情况下，他曾领命游说周作人，是“两害取其轻”的做法，不愿让另一个更为“反动”的汉奸得手。周氏自己，据他以后的分辩，是因为更“相信自己”，觉得自己可以为保护中国文化出点力，这才同意担任教育督办。然而，这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周氏如果就是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或是图书馆馆长，估计大家还能理解他是为了奉养妻小和老母(鲁迅当时已去世，许广平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无法按月邮寄生活费)。可是这一当官，那就是目标大，声势足，原则大大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