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

郁达夫夫妇移居杭州后，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极喜结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为一颗交际明星。与其相识几十年的汪静之曾经说过:“王映霞最爱郁达夫带她去认识所有的朋友，专门同人家交际。”王映霞自己也说:“(初回杭州)，这就很自然地给我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增添了麻烦和嘈杂。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天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亲双寿，乃到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我们家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我们那一时期热闹的场面。同时因为有东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饱尝了游山玩水的滋味，游历了不少名胜。”王映霞当时是有名的“杭州三美”之一，气质风度皆佳，颇为引人注目。据当年曾去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一下子就在饭馆里款待十个客人，实在是豪兴不浅。”而戴笠其人，据其朋友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见，戴笠与郁达夫结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机接近王映霞。

郁达夫后来可能对戴笠的用意有所觉察。据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后来曾长期担任省主席陈仪秘书的蒋授谦回忆，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适戴笠来杭养病，常到达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饭，赏赐服务人员特别优厚，而达夫则惮于应酬，因此动南游之兴。其写给陈仪简短的信，大意是说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郁达夫初到福州，与蒋授谦同在公报室做事并且来往很多，跟他讲这番话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频频造访，肯定要引起郁达夫的反感和怀疑，而据郁达夫的朋友回忆当时郁家没有女佣，这个被戴笠“赏赐”的“服务人员”只能是王映霞，郁达夫之所以如此佯称，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赠王映霞的缘故。

19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说王映霞曾经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据说此事连郁达夫都不知道。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夏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由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间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达夫也全家在武昌，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作了流产手术。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汪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羡慕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

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责郁达夫的两篇回忆文章。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汪静之与郁达夫夫妇同为好友且从无罅隙，兼之郁达夫生前对戴笠的怀疑，汪的回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