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的心情是极为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一直认为王映霞确实与许绍棣有不正当关系，他给朋友的信中仍说:“王氏已与弟完全脱离关系，早已于前月返国。此后之生活行动，两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过，重新做人。若一误再误，那就等于我杀伯仁了。”另方面，毕竟王映霞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黄浦江边的一见倾心，西子湖畔的红袖添香，经常闪现在郁达夫的脑海里，他为此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深深的怀念，这从他后来写的七律《寄王映霞》可以看出来:“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哀杜，犹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打动王映霞，盼望她重新回到他的身边，然而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

王映霞从新加坡到香港后，请朋友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重庆《中央日报》和浙江《东南日报》代登《王映霞离婚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五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相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朋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启。”

7月，王映霞由香港飞往重庆，是年冬，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保育员，次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秘书，随即到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王映霞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都得益于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帮忙，王映霞与戴笠是如何认识的?他们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一个秘密

王映霞与戴笠的结识其实源于郁达夫。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戴还是前后同学。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当时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戴笠竟将贵妃酒追踪送到了福州，并且还是“又送”，可见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前，戴笠曾在杭州举办多期特别训练班，经常在杭州一带活动、停留，估计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戴笠与郁达夫虽是同乡兼同学，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他与郁达夫接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