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及父亲颜面,未写出搬离天津真相

我们在天津的童年，前后六年。一九二八年，我们又搬回上海来了。那一年姐姐八岁，我七岁。关于我们搬回上海的原因，姐姐在她的散文里从未写出真相。即使在她晚年写的最后一本书《对照记》里，也只有几句简单的描写。

虽然姐姐后来与我父亲决裂，曾在文章里把我父亲写得十分不堪，但到底还顾到他的基本尊严，没把他搬离天津的原因写出来。她在《私语》里也仅说是父亲的姨太太“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