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不善交谈，交谈让他觉得没有安全感。回到欧洲见到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时，这种恐惧感达到顶峰。在自传中，卓别林写了在乔治·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家进晚餐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萧伯纳把他带到图书室，卓别林注意到满书架放着的都是萧伯纳的著作。他说："噢，全是你的书！"但是他没有读过那些书，想不出来接下来该说什么。所以，他很遗憾失去了与萧伯纳进一步交谈的机会。他们随后回到餐厅，与众人待在一起。卓别林曾经遇见过印度领导人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KaramchandGandhi），当时也发生了类似的一幕。后来他写道，他听说过甘地为"印度之自由"（TheFreedomofIndia）而写的作品，他很支持甘地的观点，而且，他还知道甘地是反对机械化的。在伦敦东印度码头路（EastIndiaDockRoad）的一间脏屋子里，卓别林坐在一张沙发上，想把对甘地的这两点认知转变成一个显示才智、表示敬意的问题，却未能做到。

谈话时遮遮掩掩，这是导致卓别林后期电影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也是影响他撰写自传的部分原因，他的自传是在电影《一个国王在纽约》惨淡收场之后开始动笔的。卓别林在瑞士的邻居杜鲁门·卡波特看过他的自传手稿后非常失望，说："我开始读这部自传，但是作品让我伤心。我希望卓别林能写出一部伟大的自传。"然而，"这本书所写的却是一个贫寒的英国少年，一个永远也无法成为王室成员的英国少年。因此，我用铅笔对其做了修改。改后，我把手稿还给他。"他们开始讨论这部稿子，而"卓别林把我轰了出来，他怒气冲冲地向我吼道：'你他妈的从这儿滚出去。'"所以，杜波依斯不是唯一想念那个沉默自信的流浪汉之人。

1962年，杜波依斯在瑞士见到卓别林时，情形也许是这样的：查理·卓别林一觉醒来，感觉身上有汗，心烦意乱，努力想要记起当天他必须去做哪些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很复杂的事情，早上，夫人乌娜·奥尼尔·卓别林（OonaO'NeillChaplin）会带上孩子们出去，可能是去购物；下午，杜波依斯夫妇会过来拜访，杜波依斯昨天在电话里谈起此事时显得心情很愉快。当然，他们来做客是理所应当的，而且，保罗·罗宾逊也来信说过想要过来拜访，但是，卓别林觉得自己不大愿意接待访客，因为，他不喜欢与人谈论美国和他们被迫离开美国这类事情。卓别林起了床，仔细地漱洗一遍，小心地穿好衣服，用了早餐。接近中午时，乌娜带着孩子们回来了。全家人一起吃了午餐，然后，卓别林跟着乌娜进了屋，看她换装。他觉得，瑞士的环境有益于她的肌肤。卓别林一边沉思，一边不由地摸了摸自己的脸。他们已经结婚19年了，现在丈夫73岁，妻子37岁，这一年，乌娜生下了他们的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她父亲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l）比卓别林大一岁，9年前去世了。卓别林夫妇二人极少谈及奥尼尔，尽管那天换装时，她也许一直想着保罗·罗宾逊的名字与自己父亲在作品《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AllGod'sChillunGotWings）中塑造的人物同名。卓别林站在乌娜身后，吻了一下她的后颈，把手伸进她的宽松长袍里抚弄了一下她的乳房，然后从那个房间里走了出来。

杜波依斯与妻子雪莉如约在下午三点正到达。卓别林想，对于一个92岁的人来说，杜波依斯的样子看起来相当不错。1962年，杜波依斯与第二任妻子雪莉结婚已有11年，雪莉当时66岁。她是历史学博士，口才极好，还为保罗·罗宾逊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等人写过传记。自他们离开美国来到欧洲，雪莉经常受邀代表杜波依斯去旅行和发表演讲，或者参加杜波依斯不能参加的一些会议。杜波依斯一直喜欢有才气的女性。他的首任妻子妮娜·杜波依斯丝毫不具备演讲才能，这是他一生的憾事之一，对于这种失望，他也从不刻意掩饰。

在那个美丽的秋日，在沃韦（Vevey），他们刚开始时坐在宽阔的房间里交谈，那儿有12位仆人提供服务。后来，大家离开房间来到花园中。在此过程中，他们应该不会谈论上面那些事情。杜波依斯记忆力惊人，也许记得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黛丝·米勒》就是以沃韦为背景的。这些年里，杜波依斯经常回想起詹姆斯兄弟二人。他们在花园里缓缓走动着，像两位流亡的国王，杜波依斯觉得很惬意，他用手杖偶尔指着一朵花或是一株树，问询它们的名字。杜波依斯的听觉有所下降，卓别林需要稍微说得大点儿声才能让他听到，这挺刺激卓别林的神经，不过，他发现自己很钦佩杜波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