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絜青：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傅光明：您记得老舍先生当时是以一种什么心情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胡絜青：老舍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沾着“文化”两字。最先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找他，然后在对过儿——全国文联，他打了两次电话，人家都没给他回信。到后来他就给北京文联打。文联那时已经进入解放军，知道解放军吗？解放军那时候就是一种误会，“啊，你出来了，我们欢迎你”。这样呢，第二天来车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正斗萧军，没完没了地斗萧军，他就在旁边听着，听回来我就问，这是斗什么？他跟我说，不是按照文艺，竟说他家里头的婚姻事务、爱情，唉呀，没完没了，都是小事情。天又特热，后来解放军就说：你呀，改天来听，下午他们都要写大字报，你也甭写，就回去得了。没想到回来之后呢，自己吐血，吐了一痰桶血，我就害怕了，就直接给送到北京医院去了。我去看他，他问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形势越来越扩大，把“四条汉子”已经揪出来了，让他们穿上大坎肩儿，上头呢是白字。老舍听见就一直皱着眉头，没等着我让他回来，大夫也没答应他回来，他自己就在7月31日回来了，他说在这期间正开国务会议，国务会议时还是要去。

傅光明：老舍先生回家以后，跟您说过些什么吗？

胡絜青：说为什么写话剧呢？因为不管认识字不认识字，对新社会、新事物，他一目了然，完全立体地看。所以就拼命来写现在的东西，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在清河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完了之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后来，他也没听我的话，二十几号他又去了，正赶上文联有坏分子挑拨说，把牛鬼蛇神都戴上牌子，上国子监去烧戏行头。因为他是算陪绑的，他在紧后面这一排，前一排是戏剧武把子这一班，正在后院住，他们整个出来，就拿十八般武器呀，把人打了，紧后头一个女孩拿了一把宝剑在后面，把老舍脑袋劈了，就流血了。之后，还要继续带到文联去，牛鬼蛇神都得斗。到了中午，他已经回不来了，就打电话告诉我，现在还有事情没完，不能回来吃饭了。到了晚上，说要继续开会，我不能回来了。等到夜里11点多钟，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尽快来吧，把老舍接回去。我问去哪接？上西单牌楼。他也不说西单牌楼在哪儿。
我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公共汽车也没有了，无轨电车也没有了，我就顺着王府井大街一直走，碰着一辆三轮车，蹬车的是个老先生，我跟他说，现在有一个老先生在西城开会，没有车，回不来了，我去接他。他很瘦，你的车上可以坐两个人，我搂着他就能回来。老头同意了，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老舍。后来去了派出所，红卫兵还把得挺严的，但派出所民警好多都认识我，因为我以前做过陪审员。他们说，您先等一等，我们先打电话给文联。等到一点多钟以后了，才说可以回来了。

我始终就没见着老舍在哪儿。我就坐在一进门的一个长凳子上，里面有个小套间，然后他们就说，您可以把老舍接回去了。我进去之后，看见老舍在一个空桌子上拄着脑袋，头上用白绸子蒙着，全是血。见着我，我说，我来接你。他就使劲攥着我手。我就搀着他出来。我坐在三轮车上头，让他坐在下头。我搂着他，才回去的。

回去之后，我就怕出意外，他的卧室和书房是一个套间，我把剪子、小裁纸刀什么的都拿开。老舍说，你睡你的，我该休息了。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早上我拿着棉花，把他头上的白布打开擦血，擦身上的血。他把衣服换了之后，说还得继续去单位。我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去了，你在家好好休息。他说，不行，我还得去。这事情我得说清楚了。我要跟他去，他说，你有你的工作，你的画院也有“文化大革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说得很坚决，要单独去。没想到，我刚出去没有五分钟，他就夹着一个包儿，跟舒乙的小女孩，才四岁，说，爷爷要出去了，再见！跟她握握手，就出去了。然后就再没见。

后来夜里11点钟，也是一个陌生人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没有公共汽车了，你赶快上太平湖。我一听，知道不好了，就拿着工作证、户口本、钱，坐着无轨车，到太平湖。这是一个不收钱的野的公园，没有框，什么也没有，我就摸着黑进去，也没有灯，走了一半，有个灯光，一问呢，是养鱼场一个老头。我问他，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投河了？他说，白天，有一个老头，以为是退休的呢，他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一直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后，没人了，他自己投河了。投河的时候可能是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