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朋友，我的叔叔姑姑因为政治因素赋闲在家。他们也常来找三哥聚谈，谈当年在老家的共同生活，背诗、学叫卖声，念儿歌。更多的是忧国忧民，谈彼此知道的小道消息。兄妹加朋友。

除了交谈，父亲整日就是读古典诗词，看清人笔记小说，抄写曾祖父的碑帖。

这样一位以文为生的人，在当时世人眼里却只是一个摘帽右派，又土又穷、从干校回来无处可去的闲杂人员。

有一天，姐姐的几个同学来玩，男男女女都穿着当时最流行的一身蓝衣裤，正是下午二时，父亲穿着没有罩衣的破旧的空心棉袄，伏在桌上午睡。来客立在桌边，从上往下凝视着他，他睡眼惺忪地抬起头，没有人叫他伯父，那种落魄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当年我们住的黑屋父亲命名为天问楼，取屈原天问之意，它见证了我们的穷困潦倒，但黑屋也见证了粉碎“四人帮”时我们的欣喜若狂。那是我的叔叔姑姑来递的消息。姑姑激动得几乎跪倒。

以后的日子就大为不同了，1979年，父亲的右派问题改正，专家身份得以恢复。各种学术会议应接不暇，我亲眼见他从阶下囚到座上客，原来，父亲能得到这样多的尊重(从我记事起就没得到过)，我没料到会有这番变化。

随后，父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工农兵学员的再学习，请启功先生讲《红楼梦》，音韵学家王力讲音韵学，愚虞先生讲《佛经的翻译与文学》，还有好几位名家，集一时之盛，空前绝后。经过学习班学习的学员，日后都成为出版社的骨干。

到了八十年代，父亲和朋友们更忙了，愚虞先生从佛学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他的老本行——因明学的研究。后来他回福建老家，以大书法家的身份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十分繁忙。沈玉成先生也调到社科院，忙于带博士生，研究生，别的朋友们均埋头在荒废多年的业务中。

叔叔姑姑在新华社工作，也忙起来。

政治气候一变，彼此交流消息、聊天解愁的紧迫性少了很多，著书立说成了当务之急。大家基本上只在各种学术会、讨论会上喜相逢，见面都很兴奋，

八十年代中，我们终于从暗无天日的黑屋搬进新建的楼房。初来看房时，看着卫生间的小镜子门、雪白的抽水马桶，觉得那就是宾馆，不太相信还能住进这种房子。

随后，黑屋连同周围成片旧房轰然倒塌，无数深夜的长谈，苍凉的吟诗声都留在那片土地上。

住进新居半年后就开始装电话，那时能装电话的宿舍很少，我叔叔在新华社，是司局级干部，家中才有电话，一直令父亲羡慕。现在家中也安电话了，虽然是分机，已让人高兴极了。父亲和叔叔总有说不完的话，如鱼得水般你一个电话我一个电话，高兴得像个孩子。

搬到新房远离老城区，朋友们相见难了。后来电话进一步普及，有事就打电话。苗子先生、李慎之先生一时想不起某词某句出自某典，常会打个电话来咨询，父亲总能凭记忆答复。如记忆不准，他定会放下手中的笔，到他整理得很有条理的书架前一翻，翻出要找的书，查到原文，立即回电话告知。

在这个新居，每一个电话都信息量很大。苗子先生的电话问完某句诗词后，大都要谈一些文坛逸事，伴着这些趣闻的总是一连串诙谐的笑声。只要父亲接电话后情绪热烈，准是苗子先生的电话。

李慎之先生声音洪亮、豪迈，兴致勃勃，偌大的房间都仿佛有震感。他除了问词句，还纵论天下大事，忧国忧民的情怀实在令人感佩。

自从右派问题改正，读书、写作成了父亲的主旋律，一本一本的书出来了，他的朋友们也都是如此，这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回想当年，频繁地拜访，其实是个不正常现象，是呵，与其相濡以沫，莫若相忘于江河。?

作者:方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