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舒芜和他的朋友们

●1979年，父亲的右派问题改正，专家身份得以恢复。各种学术会议应接不暇，我亲眼见他从阶下囚到座上客，原来，父亲能得到这样多的尊重，我没料到会有这番变化。

1975年，父亲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古典部回不去了，被分到校对科。那是心情最苦闷的一大段时期。

这一时期，京城各干校人员陆续回京，人员中各路专家大批闲置在家，有专业而不能搞，心情烦闷，便相互拜访，享受交谈之乐。

父亲朋友很多，其中有几位来得最勤。一位是佛学院教授、书法家愚虞，书法师弘一法师。

愚先生比父亲年长，当年六十几岁，但身轻体健，行走如飞，常晚饭后换几次公交车前来，纵谈诗文书画，大抵兴未尽而夜已深，离末班车仅半小时才告辞。第二天晚饭后又快乐地来了，更有时，连天冒雪而来，踏雪而去，兴致日日不减，其乐无穷。

另一位是中华书局的沈玉成，当年四十岁左右，才华横溢，是1957年有名的北大十一个助教十个打成右派中的一个。他们谈的范围更广，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文史哲。

那时我们住在半地下室，一间从无人居住的只可堆煤的仓库式房子，有个形同监狱小窗的小窟窿窗，我们叫它黑屋。

一年除夕，沈玉成和父亲围炉而谈，吃着瓜子花生，从傍晚直谈到夜一两点，两人谈得心花怒放，彼此神采奕奕。那是智者的神聊，文学、政治，加层层分析，且幽默风趣，令旁听者也欣喜莫名。可惜当时没有记下只言片语，殊为可惜。

第三位是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事周绍良先生，他们是几十年的交情，谈老友、同事、古诗词、《红楼梦》，共同话题极多，彼此十分默契。不过，两人都耳背，对话会有以下问题:

“最近看见xx没有？”

“我的牙呀，就剩两颗了。”“一顿吃两碗呀，不错不错。”“哪里，根本就听不见了。”四句话，一句也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