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之路上的知识分子

舒芜如何走进“告密者”行列？也许可以把这一行为归之于当时的整个政治环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思想上相信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舒芜，赞成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他认为，不但自己的思想需要改造，而且还有权利，也有义务帮助友人进行改造。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中说: “解放后三十年，我走了一条‘改造路’:先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去改造别人；后来是在‘次革命’的地位上自我改造，以求成为‘最革命’；结果是被置于反革命的地位，接受另一性质的改造。反正谁有马克思主义，谁就有权改造别人。而改造的标准、真理的标准，都是实践，集中到最高的实践，即共和国的政治、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与策略。”

舒芜在1955年的行为多年来一直为人所议论，视其“犹大”者有之，为其辩护者不乏其人。但他“背叛”、“出卖”、“陷害”朋友的行为，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在晚年，舒芜做了忏悔:“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付的一份沉重的责任。”但承担什么责任，舒芜并没多言。而且，他似乎对外界纠缠于“告密信”有点不满，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去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不好，这我可以理解，换上我，我也不会有什么好感觉的。但事实是，包括交信等问题，都是有出入的。”

不久前过世的另一位“胡风分子”何满子也说:“如果不是舒芜的‘揭发’和上纲上线，并提供那些书信，就不会产生一个子虚乌有的‘胡风集团’，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事件，牵涉到那么多的人。连我这个跟胡风毫无关系的人，竟然也受到了牵连。为此，我这些年写了十多篇反击文章。”

舒芜是“胡风运动”中关键的一个环节，但从整个历史角度看，“舒芜”的出现又是必然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很早就已为当时政治环境所不容。舒芜是历史中大人物的一个棋子而已。如果要总结其一生，舒芜晚年自己说的一句话非常到位:“我解放以前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就为权威所否认；解放后我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自己，也得到‘那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与权威者达成共识。解放后，我自以为学到了毛泽东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起义人员’，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回来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只是自作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

无论是站在舒芜一队的，还是站在对立面的，相当数量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都走了这一段“无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