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侧耳细听，贺龙以各抒己见的口吻，态度鲜明地谈出他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翻案文章没啥意思。世上人物千姿百态，作品无妨自由取材，不必强求一样，更不应强人就己。《水浒》中的潘金莲，作者原本是写的淫妇，写得真实可信，也得到广大读者认同；如果你要写争平等、反迫害的女性，满可以另写一个李金莲、王金莲，何必要去窜改别人的潘金莲为自己的主题服务呢？

为了说明潘金莲这一人物刻画的成功，贺龙具体引述了《水浒》对与她相关的郓哥、武大郎等一系列人物描写细节，一步步入情入理地展开分析，如数家珍，可见他读《水浒》之细，对这一问题琢磨之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诬蔑贺龙缺少文化；读不懂小说《水浒》原著，只能看《水浒》连环画，我想起这一段记忆，不禁嗤之以鼻！

记得当时在贺龙随意而谈之际，旁边的人无论识与不识，也随意插言，毫无拘束。贺龙不以为忤，大家也觉得用不着客气，光景和坐茶馆一样。新中国开国之初，人际关系间那种平等自由的气氛，至今仍令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