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1951年秋。当时我在重庆《大公报》担任采访文教新闻的记者。一天上午，和《大公报》经理王文彬先生一起，乘车去重庆化龙桥采访西南军政革命大学(简称:西南革大)的开学典礼。记得那是一个阴天，只见在一个露天广场上，黑压压站着一片西南军政革命大学的学员，肃静无声。临时搭就的主席台上，靠后方摆了两排条桌，桌上蒙了一层白布，上置茶杯，显得十分简朴。

几家报社记者和应邀出席的重庆各界代表，一律作为来宾被请上主席台就座。主持大会的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口和登台的来宾含笑一一握手，这位驰名中外的“刘邓大军”首长，神态沉着，平易近人，令人不禁顿生敬仰之情。

大约因为后到的缘故，我们坐在来宾席的左前排。坐定之后，我才发觉后排坐了不少早来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坐在我背后那位身着军装，上唇有两撇八字胡，神情豪爽的军人，竟是以两把菜刀闹革命闻名遐迩的贺龙将军！这一意外发现，使我不禁注意观察起他来。其时大会尚未开始，贺龙正和旁座闲聊当时重庆正上演的川剧《武大郎之死》的观后感。这是根据上世纪30年代欧阳予倩的话剧改编，从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角度，为潘金莲鸣冤叫屈的戏。剧中的潘金莲不是淫妇，而是争取妇女婚姻自由权利的勇敢女性。此剧可说是后来为潘金莲翻案剧的老祖宗。在“五四”运动后期，诸如此类的翻案文章曾是一个时髦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