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吴宓始终没有去探视李源澄。是因为惧怕受到牵连？是向学院领导提出后未得同意？他的日记中没有记载。这成为他的一大痛悔之事。

1958年5月5日傍晚6时，吴宓参加历史系整风学习会归舍，李源澄之弟“委与妻熊家璧在舍坐候。两人泣述兄澄病殁情形。前此月余，学校由歌乐山市立精神病院召澄归，将作处理。此时澄已甚清醒，曾函上张院长认罪，并愿改造，勉作历史教师。在家扫地，劳动，读史书及新教本。五月二日，忽云不适。先请市中某中医，三日至本校卫生科就诊，立即舆送九医院，断为肝脏僵缩（已小如拳）之症，且谓其发已久。歌乐山病院只治疯疾，未作全部检查，是以致误，今只有1/10之生望，云云。四日下午三时二十五分殁。其时全身虚黄，口中流出血甚多，污染衣被。殁时长女知勉待侧。澄命知勉往见吴伯伯（宓）陈述一切。殁后，学校始由乡间（下放农村）召委归，给治丧费100元（两月未给右派薪矣）……葬于陈家山上北碚区公墓（100元尚剩六七元，当即交还学校）。委述时悲泪不止，盖虽畏威久不敢往见其兄，性本长厚人也。”（281—282页）

吴宓在日记中对李源澄之死写下了很长的一段感想:

“窃念澄之为学，素为宓所钦佩。惟有才而不能下人，喜独树一帜。故抗战以来，敭历各大学（浙大、川大、云南），参加或自办书院（民族文化、灵岩、五华、勉仁），牺牲个人之薪金地位，辛苦自营，不可不谓有志之士、特立而独行者。解放后，得为西师副教务长，并援引勉仁诸同事先后至西师安居授课，亦极能热心助友者。惟其人‘才太高，迹太近’，与本院王院长过从甚密，而与方教务长争权。宓早嫌其仕进之心太热，有为之念太重，但亦喜其在校能主张正学，扶植善类。不图澄仍以报效共产党、报效人民中国之诚心忠悃，锐志厉进，揽权怙位，多所主张，多所布划，多所接纳，正与其在勉仁之心与迹同。然在勉仁不慊于漱溟先生之重用门弟子，吾侪尚可以苏轼《贾谊论》规之；（宓未进此言），而在今共产党治下，则有如清初之贰臣，如陈之遴等，小则获罪遣戍，大则成吴三桂及耿精忠等，叛起而终于灭族。盖皆以柳下惠‘治亦进，乱亦进’之心与行，自不免于受祸。宓固早忧之，而以年来迹较疏，亦未能戒之也。及右派鸣放事起，澄遂被牵系，徒以身为西师民盟主任委员，不能自明，诸罪所归，谓为阴谋欲篡夺西师而自为院长云云。群议如此，窃意院长、党委未必信之。故始终未在校内公开 ‘斗争’澄。……惜澄之遽死也！虽然，澄刚性人，过刚则折，历届运动中，其受屈而自杀者，如席朝杰等，无一非刚直之人。儒佛之学，未能使澄外荣辱而小天地，身与境俱空，而更以忠心为共党之故，有屈原、贾生之痛，宜其以怨愤郁怒伤肝而死也。呜呼伤哉！顾以澄之性情，处今之境，早死实澄之福，况五十之年，与王静安先生自沉之寿五十一岁略等，亦可无所惜矣。”

吴宓又自责道:“自反右迄今，宓未敢一访澄，亦未通音问，澄遗命知勉谒宓，是知宓者。”吴宓当即告诉李源委:“今后决每月以人民币十元交付委收，为知勉学膳费。……又与委约，农假日，委来此，导宓上山祭澄墓。”（282—283页）

1958年5月26日吴宓日记中记载了“向党交心”小组会上同事就李源澄与他的关系对他提出的指责，“澄之死，由于澄不肯放下右派包袱，不早认罪以求自脱，而宓犹为之惜也——如其临终命知勉谒宓云云，宓所感如何？”吴宓也写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宓觉澄能知我，知我至少是一旧式无原则之好人，勉来谒宓必能助之，他人未必能助也。”（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