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太阳社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作为太阳社发起人之一的钱杏邨随即在《太阳月刊》上发表了《关于“现代文学”》一文，他对李初梨文章的不满溢于字里行间。特别是关于谁在当时中国文坛最先倡导革命文学的问题上，钱杏邨对郭沫若是否定的。他称蒋光慈早在1924年8月份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就曾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论文。次年之始，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年号上，发表了《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的评论性文章。钱杏邨的结论是蒋光慈喊出了革命文学“第一声”。

由此，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在关于革命文学“发明权”的问题上互不相让，各执一词。

不可否认，蒋光慈亦是革命文学的热心倡导者之一，他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中的观点可谓旗帜鲜明，掷地有声。作为与蒋光慈同从安徽芜湖走到上海文学界并一同创建太阳社，且情投意合的钱杏邨为蒋光慈争夺“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其质朴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排除这其中有与创造社意气之争而导致感情用事的成分。事实上正如夏衍以后谈及被其称为“上海文艺界发生了一场猛烈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时所强调的:“关于革命文学，在二十年代初，李大钊、恽代英就不止一次提到过有关革命文学的建设问题。”

应该说无论是李初梨还是钱杏邨都不可能不知道关于革命文学发展的这段历史。但为什么又仍然要偏执地争夺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呢？由此可见创造社与太阳社当时的矛盾和各自所持的本位立场。加之论争双方都带有青年人所特有的冲动和轻率的个性。于是这种对峙和论争很快又从“发明权”之争而蔓延。导致革命文学的论争产生了异化，甚至进入怪圈。郭沫若称其之为“一个混战的局面”。

这种混战的局面，当然不是创造社、太阳社同人的初衷所在。创造社与太阳社尽管有意气之争，但毕竟有对于革命文学的认同，属于同一战壕中的文学战士。面对眼前的文坛混乱，他们逐步产生了一种共识，即这种进步队伍内部的“论战”以及同志间年轻气盛式的“纷争”，不仅消耗了双方的精力，伤害了彼此感情，而且导致了亲痛仇快的结果。于是创造社率先作出姿态，举起免战牌，并倡议两社化干戈为玉帛，联手共进。太阳社自然乐意接受。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一起前往创造社拜会成仿吾、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人。从此，两社裂隙弥合、前嫌冰释，为之后两社与鲁迅联合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