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一批年轻的东京归国者们创办的《文化批判》在上海问世，由此在创造社的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代。不久，太阳社成员亦加入，彼此呼应，互为声援。在倡导革命文学过程中，创造社、太阳社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表现出十分可嘉的革命热情，形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飞跃。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自身的局限，他们又难免在激情中夹杂着偏激的情绪。于是，鲁迅、茅盾这样在中国文坛上很有影响的作家便成了这种偏激情绪的发泄对象。由此，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便爆发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在批判鲁迅、茅盾等作家时，创造社和太阳社是有着强烈共鸣的，而且时常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态势。但这种“联合战线”事实上又很松散。因为伴随着革命文学论争的过程，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也时常相互指责，而最为敏感的则是在革命文学的“发明权”上。

太阳社创始人之一的蒋光慈原来即为创造社成员。作为留苏学生，蒋光慈当时的气质、情愫及其革命的浪漫主义倾向均与创造社同人接近。为此，他于1925年底被郭沫若“拉进”创造社。但性格爽直的蒋光慈以后与创造社的部分人相处得并不融洽，尤其体现在他与创造社刊物《洪水》几位编辑的关系上。

为了不受人牵制，蒋光慈之后便与钱杏邨、杨邨人、孟超等一起商量出版新杂志与重建文学社事宜。新杂志的名称叫《太阳》，而关于文学社，杨邨人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回忆:“在杂志创刊号出版的时候，还没有成立太阳社的企图。等到受到创造社的袭击以后，才感觉着非有联合战线的队伍不足以迎敌，便标明了旗帜招引同志充实战斗的力量，于是乎成立了太阳社。”

虽然，杨邨人此番话将成立太阳社的目的狭义化了，但至少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太阳社成立之始并非与创造社同道。以后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中亦有“让蒋光慈也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来了”之语，对杨邨人的上述话可谓是个补充。

杨邨人所说“受到创造社的袭击”，亦与革命文学的论争有关。

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太阳》月刊创刊号上，蒋光慈发表了提倡革命文学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其中说道:

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使得许多人追赶不上。文学虽然是社会生活的表现，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被革命的浪潮推动得太激烈了，因之起了非常迅速的变化。这弄得我们文学来不及表现。我们的文学家虽然将笔运用得如何灵敏，但当他的这一件事情还未描写完时，而别的一件事情却早已发生了……如此，我们的文学就不得不落后了。

从这段话中不难读出蒋光慈对文学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忧虑以及对文学尽快赶上革命步伐的呼唤。

然而创造社的李初梨却从自己的认知角度来解读蒋光慈的观点，从而推导出一个并非蒋光慈原意的结论，继之便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在创造社《文化批判》杂志第二期上，李初梨以《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为题发表议论，其中称:

蒋君好像在此地大发牢骚，以为我们的文学的落后都是因为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他以为只是革命的步骤稍微慢一点，经过了“相当的思考过程”，有了“从容的顺序的态度”，那么，不管他是第几阶级的作者，张三李四、老七老八都可以写几篇革命文学来。

李初梨的这篇文章成为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的首次碰撞。当时太阳社成员对李初梨这种带有主观武断色彩的文章很不满意，特别是蒋光慈在其文章中明明有“只有革命能与作家以创造的活力，只有时代能与作家以有趣的材料，若抛弃革命，不顾时代，是不会创造出好的东西来的”这样鲜明的观点，而李初梨仿佛视若无睹，曲解蒋光慈的原意。

但更令太阳社不能接受的是李初梨在文章导言部分所说的一句话:“1926年4月，郭沫若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文学》的论文。据我所知，这是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

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讨论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其中称“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自然会成为革命的前驱。”应该说此文是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章，而且也有一定影响。但说它是“革命文学的第一声”，似乎不能令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