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10年近百万个自然村消失：回不去的家(图)

生活本不是这个样子

对钟兆武来说，一天中最容易打发的时间是白天，最难打发的时间是一天收工后。

老钟所在的工作组，共有3人，负责10公里长的道路维护。有时候，他们能凑在一起说说话，玩会儿纸牌。即使他们不在一起，沿途也能碰到不少人，钟兆武寂寞的时候，就随便找人搭个话。乡里乡亲的，大家几乎都认识。一天下来，钟兆武偶尔还能发出些笑声。

一回到那个只有一个不能说话的女儿、两条狗和4只鸡的家，钟兆武几乎一言不发。他也不知道和谁说话。他和女儿的交流，仅限于对女儿的训斥。但无论他说什么，女儿只是笑着。

这个村子的其他配角，一到黄昏，也消失不见。那4只鸡，只是在白天，偶尔在院子里大摇大摆地觅食；那条黑狗，几乎很少出现在钟兆武的视野中；而白天始终不离老钟左右的小黄，一回到家，就再不出现。这些生物，似乎都不依赖钟兆武生活。他偶尔拌些吃食，一连几天，鸡和狗都不会动。

这个家实在太寂静。因此，生火做饭的时候，老钟时不时故意用铲子敲打一下锅沿，以感知自己的存在。有时，他会突然吼上一句什么。看电视的时候，他会把电视的声音开到很大。有时，他还会把那台不离身的小收音机打开，听一会儿“刺激带劲”的歌曲。

即便如此，当那300多元的电视机播放出《新闻联播》的结束曲时，钟兆武就习惯性地结束一天的生活：上床睡觉。“晚上没事干，不睡觉还能做啥？”

事实上，老钟并不是一个容易困觉的人。去年妻子和孙女在家的时候，他也很少困觉。要是搁在更早的过去，他很少在晚上10点以前睡觉。

“生活本不是这个样子。”钟兆武偶尔也会冒一点诗意的话出来，“如果生活就是这样子，人活着真的没有意义。吃饭睡觉，和猪有什么区别？”

因此，他常常怀念从前某个热闹的午后，大家一起打牌玩乐。他甚至认为，人民公社时代的政治学习，也比现在有趣得多。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大家学一阵，“就想打个牌”。一有人提议，大家就围着火坑打牌。直到火坑的火熄灭，才一个个回屋睡觉。

然而，这一切都离他远去了。大家搬走的同时，也带走了老钟对生活的热望。

“现在我就盼着有个人来和我说说话。”钟兆武说。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外地人看到报纸上关于老钟的报道，专程来找他。老钟留此人住了3天。每天，他还特意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车，到集市上买一条鱼。客人走时，老钟又骑着电动三轮车，将他送到25公里外的安义县城。

最近的一次热闹，发生在半年前。当时，他的嫂子去世，哥哥一家到老家办丧事。

哥哥钟兆文一家，早早就搬到安义县城。他搬去的理由很简单，儿子在外地做生意，孙女在县城上学，需要老人照顾。

办丧事期间，南坑村出现过短暂的人气兴旺。钟兆文是南坑村的长辈，因此，几乎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回村里帮忙。一些近亲的年轻小伙子也赶回南坑。

钟兆武还记得，当时的南坑村，大约有10栋房子开了锁，简单打扫一下，晚上就住下。晚上没事的时候，这些人就凑在一起喝喝酒、叙叙旧、打打麻将。

这是钟兆武久违了的一个场景。他没事时，就到处转转，和大家说说话。他也到集市上打了10斤酒，买了鱼和肉，还在朋友那里借了一副麻将牌，招呼大家到他家喝酒打牌。不少人去了，他就呵呵笑着，忙不迭地给大家递烟。其实，他不吸烟。晚上闹腾到一两点，他一点也不觉得困。

热闹稍纵即逝。他的嫂子安葬后，钟兆武又过上了孤寂的生活。好不容易盼到休息日，他就骑上电动三轮车，带上妻儿一周的粮食和蔬菜，到城里去看望家人。半年来，他几乎风雨无阻。

一到晚上，他就骑上电动三轮车回到南坑，照料他那只会发出简单音节的女儿。

村子曾寄托着很多人的梦想

时间退回到几十年前，钟兆武很难想象到南坑村现在的萧条。那时的南坑，和现在的默默无闻截然相反。当时，南坑是姑娘们争先恐后嫁过来的地方，更因吸引一个上海女知青嫁到此地，而成为四邻八乡热议的对象。

南坑村背靠大山。早些年，山上有很多两个人都抱不住的大树。在大集体时代，这个村子靠着木材加工等副业，集体收入在当地首屈一指。

“到了60年代，我们一个工分最高值两块多钱。别的生产队，一个工分最多才7毛钱。”钟兆武回忆说。他曾做过生产队的会计。

每年年终分红，南坑村的劳力，扣除一些费用后，基本都能拿到500元左右的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的人走出去，都以自己是南坑人而自豪。去公社或者县里开会，一听说是南坑来的，旁人都纷纷投以羡慕的目光。哪家姑娘要是嫁到南坑，一定会有很多人说，她“享福”了。

上海女知青张凤莲当时决定嫁到此地，部分原因也是因南坑“光明的前景”。

1969年，南坑生产队所隶属的合水大队，迎来了一名上海女知青，她被安排到合水小学当民办老师。在这里，张凤莲和南坑一名民办教师相爱。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家里条件并不宽裕。当她了解到南坑村的生活后，认为“留在当地也不错”，就嫁了过来。当然，她更愿意说自己和丈夫的结合，是“因为爱情”。

“人是三截草，不知道哪截好。”如今的张凤莲说。在那个时代，她认定在南坑生活不会比在上海生活差。

和当时南坑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她铆足劲求上进，以图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在南坑的历史上，上海女知青张凤莲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她擅长教学，在1980年代初就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她还曾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以及全国妇代会的代表。

在她的努力下，合水的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张凤莲通过关系，为合水村要来了平价的水泥和钢筋。在当时大队的支持下，合水村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小学。

回顾这段历史，张凤莲认为，当时的村子与个人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南坑发展了，南坑人就能受到重视；南坑人发展了，就能让南坑更好地发展。因此，“村子曾寄托着很多人的梦想”。那时，南坑也经常有一些招工指标，不过，大家认为当工人不如在南坑当社员合适，因此，基本没有人去。

不仅张凤莲，钟兆武也是这样认为的。在那个年代，钟兆武也曾想象，如果按照当时的节奏发展下去，说不定他也能脱离“农门”，到公社当个干部。尽管他没成功，但他的堂弟钟兆良成功了。钟兆良现任安义县城建局副局长。他从南坑电影队放映员起家，做到合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又做过乡镇的副职，最后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然而，公社解体后，张凤莲所看到的那种相互促进关系逐渐淡了。“现实很残酷。那时，南坑是大家的骄傲；现在，南坑就是一个符号。”时隔多年，坐在安义县城租住的家中，张凤莲唏嘘不已。

另外的变化也在发生。进入1990年代，合水小学的生源一直在减少。先是5个年级减少到3个年级，再后来，连3个年级的生源都困难。在1997年前后，这所小学终于关门。合水村包括南坑村在内的所有学生，都必须到距离南坑村10多公里的乡政府所在地上学。从那时起，合水村有孩子的人家，就开始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通常是丈夫在家干农活儿，妻子陪着孩子，在乡政府所在地租个小房子，就近上学。

伴随着教育衰落的，还有经济上的衰落。南坑的集体收入开始锐减，尽管当时的村干部想尽各种办法为村民增收，但最终未能让南坑“再度辉煌”。

2005年安义县进行封山育林，南坑的收入一下子断了。生活以及孩子教育无着落的情况下，南坑村以及周边村的村民，纷纷开始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