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书人书事，总会被人不断提起，它们的时代固然有些远，然而，又那么近距离地发生在我们城市的寻常巷陌。当今人们的读书生活已和百年前完全不同了，像现在的“三湘读书月”，就让寒冷的长沙冬天，涌动一股人文的暖流……

湖南人居家、打仗、做官，都在读书

起初，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版图中，湖南在全国处于籍籍无名的地位。

然而，近代，随着湘军的崛起，湖南人才群体在历史的洪波中涌起，群星璀璨地照亮了几乎大半个近现代史的星空。

有一种说法，近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崛起，与读书相关。

近代史上，以湖南人为主体组成的湘军，固然善于扎硬寨打死仗，但在打仗的同时，曾左胡彭，几乎每位赫赫有名的统帅都在边打仗边读书。

从长沙岳麓书院走出去的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在还没有带兵之时，就已是一个十足的书迷，他在北京考完试后回家，曾“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不足，则质衣裘以易之。”在北京时，曾国藩逛琉璃厂书市，发生因买书而结识良友贵筑莫友芝的趣闻。然而在战争紧张激烈的时候，曾国藩还在读书，即使初见胜利曙光，曾国藩也没有松弛下来。同治二年，湘军包围金陵，胜利在望，然而53岁的曾国藩却仍在读书，其十一月十三日日记中说:“晡后，披阅诗古文词，读诵经子一卷，时读孟子书，分四条编记——一曰性道至言，二曰廉节大防，三曰抗心高望，四曰切己反求。”半年后，金陵即将攻克，曾国藩想的是“设立书局，定刊书章程”，不但要让自己读书，还要让江浙这片原本的读书之地迅速恢复读书的氛围。

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平定江南后，固然将金银财宝运往湖南，同时，也从战火余烬中抢救出不少珍贵书籍“携以归湘”。

战后，爱书的曾国藩在湘乡老家的藏书处就有富厚堂、求阙斋、八本堂。其中富厚堂藏书即达30余万卷。自然比叶德辉近20万卷的观古堂藏书量要大得多。

同时，湖南人在北京的忠义祠设立有湖广驻京同乡会图书馆，即楚宝书籍管理处，湖南人不但在自己的家里读书，出外打仗读书，在北京当官，当然更少不了读书。楚宝书籍管理处，近年来被郑伟章、姜亚沙等学者认为是“中国图书馆之祖”。

叶德辉说:书与老婆，概不外借

读书人爱书，爱书的人，就不太愿意把书借出去。贵如曾国藩，也不太想借书给人，曾国藩曾给家里人写信说:“家中书籍，用心收着，一本不可遗失。有人借，当定限取来。近来积书家如浙之天一阁、昆山徐氏，断不借与人书，欲观者至其家观之，欲抄者至其家抄之。乱后旧书无版，即有新刻，字多错讹，书册愈旧者，愈当珍之，不可忽也，我回来赖此延年。此要务也。”

近代文化名人叶德辉在长沙坡子街、白果园等处都有居宅。叶德辉在历史上是个很有争议、个性强烈的人物。在长沙城中，他常扬言，他有“二不吃”:“鸦片不吃，亏不吃。”

众所周知，叶德辉藏书甚丰，珍本尤其深藏不露，且绝不借人，为防止亲朋好友借书，叶德辉在书橱标贴一字条:“老婆不借，书不借。”将书与老婆看得同等珍贵。

当然叶德辉也搞些今天看来的“宝”路情，比如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的晒书日，他必亲自动手来晒书，翻动整理他的书籍，不肯假他人之手。他的珍本书中并夹有春宫图片，谓“防火”。叶德辉说:“吾家别无长物，书即吾之财产，不得不慎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