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暗结“死”党崔珏，让唐太宗死而复生并延寿。

魏征结党徐茂功还有一个原因是，徐已是朝中重臣。比如唐太宗在弥留之际就只宣徐茂功“吩咐国家大事，叮嘱仿刘蜀主托孤之意。”在徐茂功再次提挈下，魏征才得以混进皇帝寝宫，趁托孤之机从一旁闪出，手扯龙衣，奏道:“陛下宽心，臣有一事，管保陛下长生。”随后塞给了唐太宗一封书信。

这是一封什么信呢？是魏征写给已故同党崔珏的信。魏征说崔珏是“太上先皇帝驾前之臣，先受兹州令，后升礼部侍郎，在日与臣八拜之交，相知甚厚，他如今已死，现在阴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酆都判官，梦中常与臣相会。”唐太宗一则早就知晓魏征曾经做过道士，“自幼得授仙术，推算最明”；二则见他新近成功表演了梦斩龙王与守门镇鬼，所以就相信他的话，没有多问就“瞑目而亡”了。

崔判官果然很仗义，瞒着阎王私自给唐太宗延长了二十年寿命，将他的一十三年“天禄”改成了三十三年。对此，唐太宗感激不尽。但崔判官有附加条件，他要求太宗“千万作一场‘水陆大会’，超度那无主的孤魂”，包括“六十四出烟尘的草寇，七十二处叛贼的魂灵”，包括唐太宗的兄弟建成、元吉。——唐太宗在创立江山和获取皇位时所犯的原罪。

从“水陆大会”便引出了唐僧取经，因为观音菩萨说，只有大乘佛法才能超亡者升天，度难人脱苦，修无量寿身。而大乘佛法三藏掌握在如来的手中，需要派高僧到西天天竺国亲自去取。

这一系列的行动表明，魏征不但擅长犯颜直谏，还会装神弄鬼、曲线进取。此后魏征身价倍增，从小小的人曹官一跃成为托孤之臣，甚至排名到了第一位。如，傅奕上疏止浮图，表曰佛教“实乃夷犯中国，不足为信”，宰相萧瑀驳斥道:“佛，圣人也。非圣者无法，请置严刑。”待傅奕进一步论辨时，太宗又请出了尚佛一派的太仆卿张道源，中书令张士衡帮忙。最后太宗下令“着魏征与萧瑀、张道源(魏征排在了萧瑀之前)，邀请诸佛，选举一名有大德者作坛主，设建道场。众皆顿首谢恩而退。自此时出了法律:但有毁僧谤佛者，断其臂。”呜呼！佛家所谓的慈悲为怀被异化成了严刑峻法、残无人道。

三、唐太宗亦编鬼话应对魏征，应对如来、国人与先皇

既然魏征的“梦斩”是骗局，那么唐太宗的“游地府”是真还是假呢？同样是惑人的鬼话。原因很简单，他原本没有见过崔珏，魏征也没有详细告诉他崔判官会怎么给他徇私，怎么给他提条件，但唐太宗却不谋而合延续了魏征的想法。这显然不是一个死人能够完成的任务，只会是精心策划的将计就计，唐太宗早就识破了魏征的诡计。

那么，作为一国之君有什么不好直接颁布的事情，而必须使用计谋呢？原来帝王也有帝王的难处。他派僧人去西天取经就不是轻易能够做出的决策。尽管他的内心乐意向佛，甚至还拜结僧人陈玄奘为御弟，但此前存在重重阻拦。

第一，李世民派唐僧取经是诈降术。由于在“征西定国”时大败而归，李世民决定改变战术，以虔诚学佛的名义向西方突厥表示降服，一则瓦解敌人的戒备；二则获取情报。然而，诈降术是不能直接运用的，需要先以苦肉计表达诚意，掩人耳目，就像黄盖诈降曹操一样。于是李世民就来了个假死，并在复活之后声称，崇佛是大唐避难图存的出路。顺便也让对方的探子观音菩萨回去报信，观音菩萨就好比是《三国演义》的蔡中、蔡和。

第二，李世民不但有向未来建功，征服西方，做大能之君的抱负，还有向过去洗刷原罪，改善民众形象，做大德之君的愿望。但这一愿望同样也不能明说，需要先用苦肉计表达自己对过去痛不欲生的愧疚与忏悔。所以唐太宗就向黎民百姓来了个死去活来，下决心从此以佛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第三，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曾尊老子为始祖，自称是老子后裔(都姓李，且李渊是靠谶纬道术起家)。他还下诏叙三教先后，以道教为首，儒教次之，佛教最后。对于先皇立下的规矩，自然不能随意更改，李世民便想到了实施苦肉计:为了报答判官对孩儿的救命之恩而改尊佛教，先皇总该会谅解吧。

一条苦肉计可以应对三方，唐太宗可谓“死”得其所。此时的魏征在唐太宗眼里何其“妩媚”，是一面明得失的镜子，更是一位明生死的知心爱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