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封李陵为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年)秋，汉武帝派乐人出身的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李陵归在李广利麾下，负责辎重。李广利是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兄弟，二人又同是汉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世代相传的乐人之家。汉武帝以这样的人为征伐匈奴的大将军，李陵身为名将之后，怎能不感到屈辱？这一屈辱，毫无疑问和祖父李广在外戚卫青手下所感到的屈辱一模一样，简直是祖父当年遭遇的“情景再现”。李陵比任何人都急于建功立业，一方面证明自己不愧为名将之后，一方面不甘于屈居倡优手下，一方面可以借此洗刷祖父命数不好的谣传，因此，李陵主动向汉武帝请命，率领步兵五千人，迎战匈奴三万骑兵。而汉武帝居然儿戏般地答应了李陵的请求，还不时催促出战。结果，李陵带领五千兵出居延海以北，被匈奴单于以八万兵包围，李广利拒不派援兵，李陵血战八天八夜后投降匈奴，做了“汉奸”。

这一消息传到汉廷，举朝震动，汉武帝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满朝大臣失魂落魄之余，人人痛骂李陵是汉奸卖国贼，只有司马迁一人替李陵辩护说：“李陵步卒五千人，转战千里，弹尽粮绝，士卒赤手空拳争相和敌人肉搏战，都是李陵训练有方，即使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虽然战败了，但五千兵卒在八万大军的包围之下，仍然击杀了一万多匈奴兵卒，可谓战功赫赫。我想，李陵之所以投降，可能是诈降，想先委屈自己，再趁机反戈一击。”

司马迁的这一设想合情合理，因为他和李陵做过很多年的同事，对李陵的人品非常了解，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不料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游说，是为了诋毁李广利，遂判司马迁腐刑，就是阉割之刑。这是李陵事件的第一个回响。

李陵投降匈奴后，汉武帝诛杀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女，等于满门抄斩。

七年后，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这时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的任安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写了名垂千古的《报任安书》，不仅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论断，不仅表白了“发愤著书”的苦衷和决心；尤其重要的是，在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信，必会上达天听，还是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

又三年后，导致李陵兵败的李广利率七万人再次出征匈奴。在长安，李广利的儿女亲家、丞相刘屈氂夫妇以巫蛊诅咒皇上，腰斩枭首，李广利的妻子亦遭收捕。李广利闻讯，在塞外范夫人城也投降了匈奴，也做了“汉奸”。这是李陵事件的第二个回响。

司马迁两次为李陵辩护，后人可能会以为他们俩是好朋友，其实恰恰相反，即使两人同事很多年，却连一次酒都没喝过。司马迁到底为什么拼着身体残疾也要为一个“汉奸”辩护，已经成了千古之谜，我们知道的只是，在李陵的有生之年，即使被匈奴封为右贤王，却从来没有对汉朝作战。

40多年后，汉朝和匈奴和亲，化干戈为玉帛，昔日的敌国变成了友好邻邦，而此时李陵已死，还有谁为他平反？

李陵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身世和评价最复杂的“汉奸”了。因为他，司马迁遭宫刑，在狱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被誉为“不虚美，不隐善”，开创了纪传体编史的先河。

曹无伤，中行说，李陵(司马迁)，李广利，这些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汉奸”，这些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汉奸”，行为不一，结局不一，而且每个人行为中蕴含的意味都非常复杂，不像后世的“汉奸”，一旦光复，自己都灰头土脸，低人一等，活脱脱一副丧家的“汉奸”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