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晚上，男子一早就焦灼地等候她。久等不来，又不能派使者去催，只得眼巴巴地等着等着。到了天色将晓的时候，圣女才派昨天的那个小孩送信来了。男子拆开一看，并无书文，只有一首和歌：“君来我去难分辨，梦耶真耶不可知。”男子看了，非常悲伤，哭哭啼啼地咏一首答歌：“暗夜不分真或梦，来宵重叙始能知。”交给这小孩带回去，自己就出门去打猎了。他身在田野中打猎，却心不在焉，只盼望今宵人静后早得欢会。可是真不凑巧，当时的伊势太守兼任斋宫寮头目的官人，闻知狩猎的敕使驾临本地，便举行通宵的宴会来招待他。在原业平不但不得与神宫内的那个圣女欢会，又因敕使有预定的日程，次日非出发赴尾张国不可，连一般谈话的时间也没有了。于是这一对钟情的男女都只好偷偷地悲叹流泪，不能再得欢会了。

次日天色渐明，在原业平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圣女派人送了一只饯别的酒杯来，酒杯上写着一首歌的前一句“缘浅如溪能徒涉”，男人连忙拿起松明烧剩的炭末，在酒杯内侧续写后一句：“超山渡海约重来。”不久天色大明，男人就走出国境，向尾张国去了。

这是日本千古传诵的一大浪漫佳话。《伊势物语》虽然是物语（即小说）体例，它的内容却不完全是虚构的。大概由于巫女的出身不同，日本人对于巫女的态度便与欧洲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巫女普遍受歧视、受迫害，经常被烧死；在日本巫女却比较受尊重。

日本历史书中直接描写巫女性行为的资料最早见于《古事记》，其中所载为引诱天照大神出洞的脱衣舞女神就是巫女。到了近代（日本人所谓的“近世”），作为日本民族艺术而诞生的歌舞伎最初即为女歌舞伎，它的创始人是阿国（或写作“阿郡”）。尽管阿国的身世如今不得而知，但她是出云大社的巫女是没有疑问的。她为了传道而来到京都，跳念佛踊谋生，投当时人所喜好。当时的日本人喜好什么，而她又何以被当时的日本人所喜好呢？

阿国是居无定所的“巫女”，恐怕和其他女性群体一样也兼做妓女，所以，虽称歌舞伎踊，但归根结底是和卖淫联系在一起的表演艺术。女扮男装地表演花花公子，并使其散发出变态的性感魅力，这只会撩起本来就以好奇之心来观看演出的观众们的情欲。

贞操观以及女子在婚前保持处女之身的思想，对于日本人来说毕竟是一种外来观念，是汉唐以来随着儒家思想输入日本之后，才被日本人所认识到的道德观念。但贞操观念没有很快根植于日本人的灵魂，群婚时代开放的性风俗没有因此受到多少冲击，这是因为神道和传统习俗依然有着强大的保守力量，从反映江户时代的许多民俗记载看，通过“歌垣”之类的方式寻找性伙伴的群婚习俗在江户时代日本的许多地方仍然保存完好。

实际上，不仅贞操观难于普遍推广，就是严守人伦的婚姻制度也曾经一度难以在日本形成。

日本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流行走访婚，一直到江户时代末期，甚至明治初期（19世纪末）。在访妻婚时代，男子夜晚能够到多远的地方去走访女子呢？倘若不是游猎，他们在定居的情况下，晚上游荡的范围方圆不过三十里左右，如此一来，近亲结婚很难避免，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异母兄弟姐妹之间结婚甚至是非常频繁的事，这些可见于历史的记载。甚至同母兄弟姐妹结婚的事也有发生。总之，他们的性爱伙伴、性关系的对象范围很广，或者说结婚的对象范围很广，即使儿子去走访母亲所在的村庄或部落，除了母亲以外，与父亲的其他妻子，或同父异母的姐妹发生性关系都不会受到指责，因为还没有那样的道德约束他。

当时的异母兄弟姐妹之间能够自然而然地结婚或发生性关系，是因为他们并不住在同一家庭，相互之间的近亲意识很淡薄甚至没有，亲属观念也没有，父亲往往是难以确定的，家庭制度尚未完善。比如《扶桑略记》一书记载：日本第17代天皇仁德的儿子第18代履中天皇，已经66岁的他在即位的第六年（405年）“乙巳正月，以幡梭皇女立为皇后，是仁德天皇之女也”。仁德天皇有“王子男五人，女一人”。幸好仁德这唯一的皇女不是履中天皇的同母妹妹。不过，同母兄弟姐妹结婚在5、6世纪的日本仍然存在，甚至发生在最早接受大陆文明的日本皇室，发生在大和王朝的皇太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