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中国现实的荒诞和复杂没一个作家能把握

4、“炸裂市”和深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每部小说都没有争议，那才是不正常的”

　　羊城晚报：可见您这部小说的抱负其实是蛮大的，炸裂村如何变成炸裂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命题。

　　阎连科：当然有些话不太该说，其实一个作家是可以写出大小说的。为什么要用一滴之水去映照大海，直接写大海不就行了？是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写大海，所以才写了一滴水呢？我们有以小见大的传统，那我想就直接写个大的行不行？我以为，一个作家要有能力，要尝试，要有勇气去审视一个民族，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很早就想写一个“大”的小说。这个大，不是指他的长度，而是指它现实的容量和体积。但在小说中，有些地方最后没有写下去，包括说这个地方可能不光只是变成了直辖市，它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国家。这个情节担心不能出版，最终没能写出来。

　　羊城晚报：所以写这部小说跟之前的长篇感觉会很不一样？

　　阎连科：写《炸裂志》有种轻快的畅感。之前写《四书》、《丁庄梦》、《受活》、《日光流年》，都非常痛苦，因为那种写作不能给你带来快感。但《炸裂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忽然有了太多召之即来、挥之不去的想象和奇异的情节，好像小说情节就放在书桌上，每天你坐在桌前，拿过来就写了，没有任何地方是卡壳的。小说就这么行云流水地写了出来，好像一提起笔，它就在那里。之前写的几部小说，有时候你还是要去想想构思什么的，而这本小说，最有趣的地方，恰恰是最不需要构思的。

　　羊城晚报：其实也还是跟您对当下社会的体认有关系，包括你十几年前就想写姐姐妹妹的故事。

　　阎连科：是，我觉得你对现实的关注，可能是你的命运决定的。比如说你从小来自于最底层的乡村，而今天你所有的亲人、疼爱的人，仍然生活在那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最关心的仍然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这些亲人，其次才会关心你的朋友，再其次才会关心朋友以外的人，这个关心、爱的次序是非常清楚的。当你最爱的那些人，仍然命运坎坷，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你会去思考许多现实的问题，会和现实有种很紧张的对立关系。这种关系，自然会被你带进小说中。

　　拿我来说，我的尴尬之处是：第一我绝对不是北京人；第二我也不是原来那个乡村人。那个乡村不会再认同你是那里的人。这种尴尬，其实对写作有好处，这让你可能更客观地去认识那块土地，既保持非常复杂的情感，又有更客观清醒的认识。如果你一直在那片土地上，可能无法认识外面的世界，也无法超越那块土地。你离开了，就可以清晰地去认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乡俗、权利和婚丧等一切文化的复杂性和现代性。

　　羊城晚报：“炸裂市”的原型是深圳？

　　阎连科：至少和深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圳给了我写作的启发。这个小说直接写一个乡村在三十几年间变成超级大都市，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深圳，从小渔村变成今天这样。小说中某些情节确实也是来自深圳的。比如开头写到孔家弟兄四个听了父亲的话，分别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走，那是一个深圳的朋友很早时候告诉我的，说深圳当年来了四个大学生，到了那里什么都不懂，为了生存，为了命运，就果真在某一夜的酒后朝东西南北去冒险了。小说里的弟兄四个的命运方向，其实就是这四个大学生的命运方向。

　　羊城晚报：您之前的不少小说引起了蛮大的争议，现在也包括对《炸裂志》的某些非议，您一般怎么看待它们？

　　阎连科：我想首先讲一点，禁书并不等于是好书，这个要搞清楚。第二，在中国写作生态不健全的环境中，作家如果一生的写作都在赞歌中，没被争议过，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在这个写作环境中，争议是极其正常的。每部小说都没有争议，那才是不正常的。反过来，每部小说都被禁掉，也是不正常的。当然，今天大家说起阎连科可能更敏感一点，比如说《四书》在法国出版时，几乎所有的记者和读者，都不太去讨论小说写什么，大都讨论你怎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小说，可中国却恰恰相反。我想这也是中国和西方对文学认识的一个差别吧。他们更注重艺术的本身，而我们可能更注重内容的本身。